“做出版就像植树造林”

    读书报：三联书店所走过的80年历程，无论历史、进步意义还是出版文化积淀都在中国现当代出版史上留下重重一笔，作为今天三联书店的领导也是资深的三联人，压力不小吧？

    李昕：肯定是有压力，因为三联这个品牌一旦形成，它就不属于自己了，它属于全社会。要想保护、弘扬这个品牌，进而发展这个品牌，老实说，是非常艰巨的任务。每位读者都有权力对我们发表评价，我们的工作稍微一不留神就会有人批评我们荒腔走板。这些批评会上升到品牌的高度，人们会说三联书店怎么可以出这样的书？

    对于有些出版社来说，有些书如果出得比较平庸，出来了也就过去了。可是如果这样的书是三联书店出版的，很多读者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我们曾经提出过一个口号：拒绝平庸。

    客观地说，要求三联书店出版的每本书都是某个领域的最高水准，每位作者都是某个学科最有水平的，我们的编辑恐怕还没有这个能力，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但是我们的编辑要做到的是，做一本书就要争取和其他出版社做得不同。对于学术书，我们的判断依据是参考作者在学术界的地位，他以往的著述和经历，这可以大致确定一本学术著作的水准。

    另外，对于有些学术图书选题的优劣判断，我们会借助专家的意见，比如采用匿名评审制度。像“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十五年了我们一直坚持匿名评审制度，现在已经出了一百种，这一百种学术书在中国学术界的原创学术著作中算得上质量上乘。为什么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就是因为坚持了匿名评审制度。如果没有这样的审稿制度，这套书的质量不可能长期得到保证。哈佛大学方面对我们这个匿名评审制度的评价非常好，他们也是听到了国内学术界对这套书的良好反应。

    读书报：这样的评审制度、选稿制度在三联书店其他的出版选题上有多大程度的体现？

    李昕：匿名评审制度并不容易普及。因为判断学术书的好坏是有硬标准的，特别是原创学术著作的硬标准比较容易确定，但翻译的学术作品就很难实行匿名评审。再有，学术之外的比如文化类的书，评判的标准也不好定，很多时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三联书店曾出版过很多回忆录、纪实、散文随笔集，还有艺术评论等等，这些文化类图书是给对这些专业领域感兴趣的非专业读者读的，对这类书的标准很难进行匿名评审。于是我们就要求编辑对这类书要强调特点和个性，每本书得说出跟其他出版社出版的有什么不一样。慢慢地，三联书店出版的这类书在读书界评价还是蛮高的。

    读书报：一直以来，三联书店在维护或培养自己的作者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回顾三联的历史，那些曾经的新晋作者后来也不乏名家大师，请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李昕：说到作者，现在出版界的竞争太激烈。在学术出版这一块，原来不做学术书的很多出版社都参与进来，三联书店近年也流失了不少学术作者。三联对于学术著作的出版，强调出哪位学者最好的专著，在这方面三联守得很严。有些权威的一流作者，也许他某本书不一定是一流的，按照三联一贯的标准，有可能不出。我想，这样也会引起作者的流失。毕竟今天在对学术著作的出版和对作者的竞争中单纯靠品牌和私人感情，有时候并不占优势。

    为了应对这样的竞争，三联书店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中青年领军学者那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学界涌现的中青年一流学者，他们其实也够得上大家，虽然和钱穆钱锺书比是晚辈，但就学术水平来说已经显露出大家气象。对这些学者，三联书店要及早动手整合。所以我们开始整合这批学者的系列专著，第一个出的是陈来的系列，以后会有李零的系列，除此之外，像陈平原、茅海健，包括汪晖、甘阳等学者的系列作品都在我们考虑出版的范畴之内。对于做出版，就像植树造林，三联书店要考虑的是多种树而不是仅仅摘果子。

    读书报：对于以学术出版为重的三联书店来说，图书品质、学术水准和编校质量是命脉，三联书店的《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问世肯定与此有关，在具体的执行中如何做到这样的规范？

    李昕：我们常说中国的学术出版难以跟国际接轨，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学术出版流程不够规范。举个例子，前几年我曾经到剑桥大学去访问，剑桥大学出版社的老社长潘仕勋在策划推出一套剑桥中国文库，他们想要引进一系列中国学术价值比较高的文史类著作。他当时对是否选入茅海健的《天朝的崩溃》还在犹豫不决，我告诉他，茅海健是“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的作者，而这套书是经过匿名评审的。于是他就对茅海健的作品非常感兴趣，可见他很在意这个程序，这就是学术规范。他向我介绍，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所有学术著作都经过匿名评审。

    说到执行，起码在做“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的过程中，匿名评审制度执行起来没什么阻力，做了十几年了。

    读书报：此番为了三联书店80周年店庆，三联方面对自身历史也有了再度整理、回望的机会吧？

    李昕：我们确实在给店庆做一些资料方面的准备，组织编写了一本27万字的三联书店简史，把北京、上海、香港的三家三联书店店史放在一起。这本书会在7月26日的三联书店店庆八十周年大会上拿出来。我们还做了一本纪念画册，以及一张光盘。做这些其实也是在帮助我们理一理三联店史的线索，也是在做回顾和总结。

    总结三联书店的历史可以有两条线。过去大家熟知的、我们用的比较多的说法是“守望家园”，三联书店要做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从这个线索来总结，更多是代表改革开放以后到今天这30多年的历程。在这个过程里，三联书店特别强调文化的坚守，强调出版的质量和品位，强调为读者提供高品位的精神食粮。“守望家园”这个词我们用了很多遍，重温了一下三联书店的历史，我们感觉到另一个词更合适──“激流勇进”。为什么是“激流勇进”呢？三联书店实际上始终是一家走在时代前列的出版社，这个词实际上点到了三联最根本的特色，从邹韬奋那个时代三联就是如此，在时代急流中勇立潮头，唤起民众，提倡服务精神。我们走访了好几位老三联人，他们也谈到了三联书店对中国现代史的贡献。

    改革开放后的三联书店也还是试图引导和推动时代的潮流往前走，倡导的是一种领先一步的精神，翻译介绍西方的先进思想、文化著作，引进新知识，试图给读者一点新东西，有点启蒙意味。改革开放以来，三联书店的出版事业是要推动思想界、学术界往前走，要引领潮流。这也是激流勇进。

    在今天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三联也要经历转企改制，要股改上市，来自市场方面的压力非常大。这是个不进则退的时代，今天的三联书店也有很多体制机制上的新举措——跟全国十几家省市新华书店集团建立战略联盟，把北京、上海、香港的三联整合到一起，改变考核方式和绩效办法……这些举措也还是要鼓起劲儿来往前走，不能落伍。

    读书报：即将向广大公众开放的韬奋图书馆是怎么个情况？

    李昕：早在1944年邹韬奋先生去世后，周恩来就曾提议建韬奋图书馆。但由于某些客观因素，几十年来这个图书馆始终没有建成。

    1996年三联书店搬进美术馆东街这座楼的时候曾经想过要在楼里利用起一块地方作为韬奋图书馆，但韬奋图书馆毕竟是一项公益事业，每年要维持它的正常运转恐怕也要一大笔开支，而那时三联书店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这几年，三联书店的经济情况好转了，有条件来做这个韬奋图书馆。实际上设立韬奋图书馆是和邹韬奋的思想一致的。韬奋精神最核心的部分是服务精神，一个含义是服务社会，推进社会的进步，另一个含义就是服务读者。为了贯彻服务精神，邹韬奋提出在书店经营上的核心理念是事业性和商业性结合，商业性服务于事业性，一个出版企业要有商业收益，赚了钱要回馈社会。基于这样的思想，三联书店做韬奋图书馆也是回馈社会的一个举措。未来的韬奋图书馆将是一个多功能的面向全社会的文化场所，这里也将是学术讲座、报告会、新书发布的场地。（本报记者  丁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