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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把地理学放到社会思想文化的背景下多做观察，试图从地理学里找出一些这样的内容。其实在座的学者中，有些已经在做很好的系统的地理思想的研究，像郭双林先生做的清代地理学研究。而且我看到郭先生准备发扬的这个题目，实际上和我有一些类似的地方。郭先生写过晚清的地理学，我觉得写得很好的。在这方面我想郭先生会讲的更加系统、深刻。我自己的发言就是把我的一些个人体会，关于地理学在中国近代的一些表现，大概谈一谈。
我们讨论会的题目是文明概念和史学的关系。其实史学和地理学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文明的概念出现之后，形成了一个新的世界史的大的概念，而同时也出现了一个世界地理的大的概念。这是整个世界观上的一次全面的更新，是一个“大事件”。出现一个全新的世界的观念。这个世界观主要是人文方面的。关于这个世界观，郭先生也会谈到这个问题。
在文明这个概念之下所建构的这个世界显然是有等级的。在社会整体的发展上，包括经济、文化方面都会有等级。是在文明等级、文明差异这样一个前提、一个基本概念下，重新来看待世界的格局。这就是一个新的时代的最基本的世界地理基础。
当然，地理学不满足于说说现象而已，它还要找到解释这些现象的原因。特别在那样一个时代，同样有一个东西也在轰轰烈烈地兴起，就是科学。对文明的地理上的差异一定要给一个科学的解释，这样对现代地理学来说才算是完整。许多学者找到了这样的解释，即从地理学上来解释文明的差异，这种解释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环境决定论实际上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如竞争、优胜劣汰等，有一种很深的内在联系。在现代地理学形成的时代，的确是围绕着这些东西形成了重要的理论、思想成果。有人进一步把环境决定论更具体一些，落实到国家政治地理。我们知道，像拉采尔这些人，将动物学、生物学联系到社会和国家，把国家看成一个生物体，于是就出现了不同力度、不同水平、充满差异的各种国家生物体。它们在世界上到处在拱，大的拱出大地盘，小的被人拱掉。世界国家政治地理就是这样一种动态状况。这也形成了近代地理学的基本问题，随之出现了各种“政治地理学”、“地缘政治学”等。像生物关系一样，国家之间存在生存竞争、空间竞争。
国家也是一个文明体，好的、高级的，那么你有理由扩展空间，你应该在世界上扩展自己的疆域，其他弱国要给它让位。这样一些思想都开始出现。这样的一些东西渐渐形成了西方最后控制全世界地理学的一个主要的范式。自然地理学有它的一些科学性，这个我们今天不谈，我们主要谈社会、人文方面的。
在社会、人文方面，和文明论的确有着密切的关系，形成了一个大的体系。在文明论没有出现之前，好像还没有一个整体的世界观，没有一个世界地理体系。随着文明论的出现，也随着一些政治进展，如一些近代条约，像在德国发生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签订条约的事件，由此开始，又形成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即所谓条约体系。条约体系和后来的殖民体系手牵手，形成了一个新的世界体系。这个世界体系在全球蔓延，到中国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冲突。因为在中国方面有一个自己的东方的世界体系，就是朝贡体系。朝贡体系是和西方的殖民体系、条约体系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在中国发生的冲突非常剧烈。习惯了朝贡体系的中国人不知道殖民体系、条约体系背后的厉害，所以吃了大亏，毫无准备，步步后退。这是一个现实过程。与此同时，有一个地理学的从思想观念到理论体系的向全世界的延伸，它也延伸到中国来。
我想西方发展的这个背景大家都比较熟悉，我不多讲，我想针对中国的情况，说一点中国人的感受性的东西。中国人在那个时代觉得西方强大，也认为西方的学术强大，要向西方学习，也要学习西方的学术，那当然要学习西方的地理学。但学习西方的地理学，中国人有一个非常难受的东西。因为中国是一个弱国，一个被打败了的弱国，属于次等文明，中国是以这样的身份来学习西方现代地理学的。西方现代地理学告诉中国人，有一个环境决定论，你们的国家之所以软弱，是因为你们有一个不怎么样的环境。这个东西直接对应到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地理的重新解释。我用一个词儿，在这个时候，研究中国的地理学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弱国地理学”，功夫下在怎么样解释中国的“弱”。
用西方的环境决定论，把中国贫弱这件事情的罪魁祸首归于中国的环境。讲中国的环境差。这样的言论在那个时代可以找到很多。这是接受西方“先进”的地理学，来论证中国如何的“不先进”。所以这对当时的爱国知识分子来说，是非常难受的一件事情。他们奋发改进，学习西方的理论，但回过头来就要论证自己不行，自己国家不行，环境不行，祖先不行，等等。这是一个非常难受的事情。
在这个论证过程中，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中国地理学科的大变化，说轻了是转身，说重了是置换。在中国古代有一个系统的地理学，中国有这么漫长的历史，这么大的疆域，实际上有一个对疆域做解释的一套学问，我认为主要是围绕王朝体系所形成的一套地理学。但是这套东西在西方现代地理学进入中国之后基本上被否定了。否定到什么程度？三十年代的时候，商务印书馆组织编写中国各种学科的历史，其中有一本是地理学史，这本地理学史是请王庸来做的。他这本地理学史现在有新印本，很容易买到。但是王庸在做这件事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难题。他接受了西方的现代地理学的概念，用这个概念回过头来整理中国古代地理文献的时候，他感到中国古代原来没有像样的地理学。在书的前言里他说，这本书虽然用的是“中国地理学史”，但说实话，在中国古代找不着地理学。其实，他找不着的是那个西方概念的地理学。王庸说编辑非要让他用“地理学史”作书名不可，若依着王庸自己，他会用“方志史”或者“地图史”，而不会用“地理学史”。
王庸的不自信，是那个时代的心理特点。人们不但觉得中国的地理环境不行，中国的地理学问也不行。中国人是在这种心态下开始接受西方的地理学的。周振鹤曾说过，在中国学术思想近代化的方面，地理学是属于领先的，是起到前锋作用的。的确，在开辟新思想的方面，新的地理学思想是起到了领军的作用。但是中国人在面对它的时候内心又是如此难受和复杂。在“弱国地理学”里，既说中国的学问不行，也说中国的土地环境不行，这样的言论非常多。这样骂中国环境一直骂到八十年代。咱们都知道《河殇》的一个观点，说中国是“黄色文明”。它所谓“黄色文明”包含了很强烈的地理批判意识，就是说我们中国的地理环境有重大缺陷，因此中国这不行那不行，又没有航海，又不吃肉。李零当年曾对《河殇》做过评论。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形成了这么一个态势，人们习惯了听责怪的声音。
当然，总讲弱国地理学，大家还是不甘心，于是在地理学里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思潮，我称之为“救国地理学”。你不是“弱”么，我就来“救”。救国当然有一种是从现实出发，做资源开发、实业建设，赶紧重新建设中国的经济体制，这套新经济体制的思路完全是西方的经济体制，包括孙中山的那套方案，都是用西方的经济地理学重新布置，重新规划中国的整个大地布局。原来那套王朝体系没有用了，完全要用西方资本主义时代的这套新的经济地理重新来设计中国。这套东西在“救国地理学”中是非常重要的，当时叫“人生地理学”。当然这肯定是救中国的，在经济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另外还有一种思想上的“救国地理学”的表现，那就是我不承认中国古代的那套东西不行。咱们按照西方的标准回过头来再在咱们中国几千年的经验里、文献里找一找，看能不能找到和西方地理学一样的东西。这件事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丁文江找到徐霞客。你们西方现代地理学不就是几条标准吗？其中重要的一点是野外考察，我们徐霞客考察的猛不猛？非常猛。现代地理学还有一条要解释地貌特征，这个徐霞客确实有，他和一般旅游作诗的人不一样，徐霞客是要解释一种地貌现象，这正是令丁文江吃惊的地方。丁文江第一次看到《徐霞客游记》的时候不以为然，但他偏巧拿着徐霞客的《游记》到云南去考察，走的大致是徐霞客的路线。一对照，他发现不得了，徐霞客讲得非常好，不但讲得好，还提出问题：各种地貌现象为什么是这样的。徐霞客一次、二次、三次对同一个地方探察，这就不是“游”了，而就是要对客观世界进行探索。徐霞客对喀斯特地貌的解释很有名。丁文江说，徐霞客太了不起了，他不就是一个和西方没什么差别的伟大的地理学家吗？徐霞客成为地理学家主要是从这里开始的，以前不大把徐霞客看成地理学家，而是看成另外一种“奇人”。丁文江做了评断之后，徐霞客的地位起来了，他的确有一些西方现代地理学家的特征。到了李约瑟那里，也认为徐霞客类似西方现代地理学家，李约瑟也给了徐霞客非常高的地位。这是一种从学问上找出我们中国也“行”的方式。
当然另外还有一种，就是不甘心中国的环境不好，想办法说明中国环境还是可以的。你们外国学者说中国没有这个没有那个，我们不甘心，一定要找出来看看。我们把没有石油的帽子扔到太平洋里去了，我们也有冰川，也有良港，我们国家有很多很多的资源。这些都是地理学思想里面的不甘心落后的救国意识。这种意识推动了我国地理学的一些发展。
回到文明这个问题。给予“文明”概念以极大支撑的是西方同时出现的“科学”。“科学”这个东西，用胡适的话说是不得了，谁都畏惧这个东西。所以“科学”这东西一来，也要重新收拾中国的地理学。中国古代地理学在自然方面，说实话，“科学性”是差一些。我们对自然的解释，容易走到“五行”上面。比如说树为什么站着？“树自立”。水为什么流？“水自流”。“自然而然”，是一个对自然现象的最根本的解释。这和后来出现的真正的地貌原理有很大差距。科学性的东西来了之后，一下让中国古代地理学的确无话可说。相反，它加盟环境决定论、进化论，告诉中国人环境决定论是“科学”，是铁的定律，中国的贫弱乃是科学定律决定的。科学的势头加重了决定论的分量，在中国人的心上压了一块大石头。要掀掉这个石头谈何容易，后来批判环境决定论为什么中国人很积极？就是要赶快掀掉这块大石头。
当然，也有从科学的角度重建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的，这又是一种角度。这一点王庸想到了，但他当时认为建不起来，中国没有。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一群地理学专家做了系统的尝试。当然这是从丁文江对徐霞客的发现开始的，认为我们应该有这种学术上的自信，我们可以找到我们中国古代科学的地理学。有一本书，是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的《中国地理学史》，作者在书中说，他们是要尝试找出中国古代科学性的东西。他们的方法是把许多非系统性的、零零散散的记录，很多是经验性的而非解释性的记录，搜集起来，再按照西方地理学的框架进行分类编排。这里面有的内容可以，像徐霞客关于喀斯特地形的记录，那是有水平的。但有些内容就比较勉强。比如它说对冷泉、热泉的发现，这个用科学水平来衡量就有点不够，因为经验知识人人都会有。
地理知识里面有一类是人人皆有的经验知识，甚至不只是人有，动物都有。我们现在有些学生写作，说这个聚落选址多么高明啊，它是背山向阳的。其实，这没什么了不得，一些动物也知道。即使对一些深入一些的知识，我们也不能代替古人把经验知识向科学层面上提升。刚才罗钢也讲到，有人用西方的框架重新编一个中国的材料，然后说我们可以对话了，地理学也有这种情况。这也是在文明的刺激之下产生的一种心态，它的利弊需要讨论。
最后还想说一点，西方近代科学的地理学，是在近代生物学、气候学和地质学这三大支柱学科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当时西方科学地理学的建立是借助了先行一步的气候学、生物学和地质学的成果，然后才有地理学。常说地理学是各种学科的母体，其实不一定。这个母体虽然很老，但现代地理学要靠生物学、气候学和地质学的首先发展，洪堡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世界体系，一个新的现代地理学。但不管怎么样，“自然”的东西在当时备受重视。中国的地理学和西方现代地理学接轨的时候，“自然”这一块很容易就拿来了，用新的词汇讲述中国的山脉河流，没有问题。而人文这一块不好接，除了文化词汇的差异外，还有一条，人文不够科学。我们后来的地理学的发展，越发展越忽略人文的方面，1949年以后，人文地理的东西几乎都被拿掉了。
人文的东西，文化的东西被拿掉，直接产生的结果，就是对中国大地的文化、社会这些东西的忽略，把这些东西的价值看得很低。只有什么东西具有新价值呢？就是矿山、铁路、港口。本来，中国大地的文化积淀十分丰厚，古代有非常发达的山水审美、帝王江山这一套东西，还有我们的城市文化景观等等，基本被忽略了。于是地理学便丧失了一个功能，即对于中国大地文化的论证，对于传统文化的解释和捍卫。以致于在社会舆论上把中国看成是“一张白纸”，在这一张白纸上我们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那么城墙算什么？拆就是了，拆了再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由于对文化的论证、解释、捍卫的缺失，我们的文化地理环境损失巨大。今天我们在文化景观建设上，是真的假的一块儿来，水平很低。
由于缺乏对社会人文地理问题的思考、解释，对中国特有的社会地理结构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今天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其实包涵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地理构成传统，我们的政区体制、我们的边疆形态是什么样子？有什么特色？我们的城市开发和区域关系应该怎样处理？在这些方面可能有与西方不一样的思路。在这些方面怎么去看待中国经验，是不是中国经验有它合理的地方？比如谭其骧讲我们的“县”是非常合理稳定的，今天几乎和秦代的规模大体相似，这个基层政区是中国的文明特色。关于一级政区，历史上变化很多，现在也还有很多争论。比如我们现在一级政区是三十来个省和自治区，现在有人提出，是不是应当缩小到秦郡的规模，搞出五十个左右，网上有热心的网友已经把五十个省的地图画出来了。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中国社会特有的东西。
再比如我们的城市街道形态，没有放射状的形态，都是直角相交，放射状西方非常多，我们今天要不要搞？中国古代大城市都是方形的，西方古代大城市没有方形的。我们的墙在文化上到底什么意义？我们的景观文化有一些特点，中国人表现了不起，是真人不露相，让你看不见。你越看不见我，我越了不起。所以中国人要建设高墙、影壁，这不只是防小偷。西方人表示了不起，是使劲让你看。宫殿不但没有围墙，还要开辟十个、二十个放射状道路，让各个方位的人都能看到宫殿的雄伟。像这些景观上的手法都有些文化上的差异，这些东西我们今天到底应该怎样利用？
还有，比较而言，中国城市里好像缺乏一些纪念性的东西，到底我们中国的纪念性景观是什么？我们中国应该怎样发展自己的纪念性景观？这都是一些现在需要认真讨论的东西，不是简单地学学巴黎、纽约就完了。怎样建设一些在功能上没有问题，但有重要的文化深度的东西，哪些是？哪些不是？在这方面应该好好讨论。
所以我认为，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在承认了中国的价值之后再重新来选择我们的发展。因为地理学不是一个简单的客观的记录，实际上，在它的思想的最高层有一个定向，就是有一个对国土的定性、定向，向什么地方去发展。中国的国土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发展方向？在中国的历史地理文化中，有泰山、黄山、华山，五岳，有这样一些东西，我们如何处理这些东西？当然现在中国也有一些学者意识到对我们自己的地理学传统应该怎样去发掘，去发现。也有一些地理学思考者已经注意到以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为大本营的殖民主义的地理学体系。比如张承志，他几年前邀请我和李零到他那里讨论了一天，就讨论这个问题。那时，他应三联书店邀请主编一个《三联人文地理》，他在序言上就旗帜鲜明地说，要文明内部的人出来讲话，而不是外部的人来讲你。他最反对的就是拿着西方式调查表到你们社区里来填表调研。这个杂志后来只出了一期，它的封面印了一把越王勾践的宝剑。这是一个珍稀版本，三联大概只印了这么一摞，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再出。张承志的序言，犹如一篇檄文，挑战殖民主义地理学。这篇序言正是他最新出版的一本学术散文集《常识的求知》的第一篇。
（本文是作者在“文明等级论与殖民史学”会议上的发言，已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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