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沙哭处曾埋骨

    今年４月，从柴达木盆地出来，过当金山和敦煌，在柳园坐火车回京。车开的时候，虽然已经晚上七点多，落日依旧辉煌。一直过玉门和酒泉到嘉峪关时，夜色才彻底降临。车厢里的乘客都睡去了，灯光也黯淡下来。车停靠在站台上有几分钟，没有什么人上车，蒙蒙的夜雾下，站台上清静得有些凄清。我一直没有睡着，望着车窗外，脑子里忽然掠过了天津作家兰州知青杨显惠写的那部书《夹边沟记事》。夹边沟，就在嘉峪关外的三十公里的地方。可惜，我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不知道它应该是在嘉峪关的哪个方向外的三十公里。火车驶动了，车窗外夜色茫茫，无边无际的戈壁滩包围着墨一样的夜色，化都化不开。

    ６月，我在美国新泽西州，在靠近普林斯顿的一个叫作西温莎的社区公共图书馆的书架上，偶然看见的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仿佛他乡遇故知一般，我借回这本书。

    夹边沟，是中国一个沉痛的地名，是中国一段沉痛的历史，也是中国文学一个沉痛的符号。记得十年前，在《上海文学》杂志上断断续续看过《夹边沟记事》，那种沉痛的感觉，蛇一样咬噬着心，是读那些甜甜蜜蜜汁水四溢或装神弄鬼的文学作品，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如今，我们的文学被伺弄得过于平整光滑，如同女人经过润肤霜滋润过的细腻肌肤，如《夹边沟记事》这样粗粝得可以磨疼我们的心的作品，委实不多。

    这一次，从头到尾安静地读完这部书，感觉又不一样。也许是四周的环境太不一样，６月的新泽西凉爽如秋，萱草花和太阳菊灿烂如金，杜梨树和海棠树结出明亮的小果子，长尾巴的小松鼠旁若无人地在身边捡拾松果，清风习习拂面，带来远处儿童乐园里孩子们的欢笑声。如此明目张胆的对比，竟然觉得书中所写的那些残酷的情景和人物，好像不真实似的，离我那样的遥远。放下书，恍惚得有种今夕不知何夕的感觉。

    《夹边沟记事》写流放“右派”的遭遇，最初关押在那里的有三千名冤屈的右派（大多是兰州和兰州附近的年轻知识分子），在经历残酷的关押和在劫难逃的天灾人祸的饥饿双重磨难之后，活下来的只有五百人。作者花了大气力和功夫，多次到这个不毛之地和兰州等地，寻访大难不死的幸存者，钩沉尘埋往事。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作者能够如鱼翔潜底，沉潜得下心，付出得了辛苦，更在于对于那段几乎快要被湮灭的往事，那个渺小得几乎被风沙掩埋被人们遗忘的地方的感情、勇气和眼光。可以说，是杨显惠的这部书，让一个不起眼的地名成为了空间化的文学象征，从一个特指的时间打捞历史并重新定义了历史。

    同新时期伊始的伤痕文学不同，在于它不只是揭示那个残酷历史的旧伤疤给我们看，只是重复地痛说一个个冤屈的右派泪水连连的苦情史。它还更深一层的描摹了在政治与自然夹击之下，人的尊严和人性的底线所面临的考验与磨砺，以及如何一步步、一点点的蚕食、崩溃和消失殆尽。右派便不止于传统文学作品中受难者的形象，而且多了几个不同的侧面，乃至有了人食于人的触目惊心的一面，将尊严的磨灭与人性的沦丧，残酷、耻辱却真实不遮掩地揭示在我们的面前。

    忍不住想起我们的文学，尤其是曾经风光一时的纪实文学。如今，不少为权利和资本所屈膝，动辄千言万言，却只会唱着动听悦耳的音符；或者为明星或大款作佣，涂脂抹粉，书写事业和爱情的神话或谎言，沦为“家庭”和“知音”体的新文本。面对杨显惠和他的《夹边沟记事》，真感到是犹如两重天。想想，在如今讲究觥筹交错的宴席上，或讲究座签摆放的会议上，或在红包派放的作品讨论会上，或在打情骂俏的笔会上，都未曾见过杨显惠的影子。作家，历来分为这样两种，热闹的和寂寞的。而作品，历来也是分为这样两种，昙花一现的和与日持久的，所谓繁花容易纷纷落，嫩叶商量细细开。

    合上《夹边沟记事》，想起４月车过嘉峪关的夜里，趴在颠簸的车厢铺位上，写的一首忆及夹边沟的小诗，忍不住翻将出来，修改一下，作为这则短文的结尾：

    车去柳园月正明，

    夹边沟外暗心惊。

    荒沙哭处曾埋骨，

    野鬼歌时已忘形。

    有恨何由功与罪，

    无情谁问死和生。

    扑窗戈壁凉如水，

    满夜冤魂满夜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