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革命》——尝试中的设计史写作

    春节前，去清华美院看望乡贤赵健老师，神侃至深夜。回家时，赵老师将他的新著《范式革命》郑重签名之后相赠。对于这本书，我并不陌生，几年前赵老师在艺术研究院读博士之时，我正勤工俭学做设计学系教学秘书，他的博士论文正是这本《范式革命》，所以，对于这本书我是十分熟悉的。当拿到新书之后，我重新读了一遍，却又有了新的认识，聊作以下陋辞，权做对赵健老师这位乡贤前辈新著的“读后感”罢。

    赵老师是当代较为著名的设计师，其最擅者便是书籍设计，《范式革命》一书正是讨论中国现代书籍设计的发端问题，并将这一发端的时限定在1862年至1937年这段时间内。之所以以1862年为上限，因为是年京师“同文馆”的建立，“同文馆”的建立既表现了“洋务派”对西学重视的开始，亦可作为催生中国现代书籍产生的标志。在其后的75年之内，直至抗日战争的爆发，西学文化大量涌入中土，其书籍的样式也对古老的线装、函装书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据此，赵老师将这段时间定为中国现代书籍设计的发端期，并且利用当下较为流行的图像分析法和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念相结合对此作出了分析，找出国人是如何在社会的变革转型期之时将书籍这一文化载体的形式由传统的线装转为国际通用的平装，再结合中国自身的审美需求，创造出一套属于中国自身的书籍设计理念与风格语言。不消说，这是一次有趣、有意义的研究分析，但我个人更愿意将这本《范式革命》作为中国早期的书籍设计史来读。虽然，我对范式理念无知无解，但《范式革命》的书写可以视作一种尝试，亦是对设计史写作的尝试。

    设计史的写作，向来是一艰难地课题，究其原因，即是如何将中国传统工艺史与设计史这一西学理念的产物进行沟通与融合，这是很大的难题。早在清末民初，国学运动的发起伊始，便以西方人文学科的形式作为参照，寻求打通中西学问间的隔阂，将中国本土的学术系统与西方学术系统互相沟通为要求，意图建立中国文化史的整体构架为最终归宿。胡适先生于1922年在《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上提出过以“专史式的整理”框架，其中有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交通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制度史等十种，设计史应归为文艺史之中。但是，在这百年的参照、学习与发展的过程之中，有些学科的发展却产生了偏移，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的那样“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是根据西方的特有的经验建立起来的。尽管这些学科与自然科学一样，也都采取了普遍的形式，它们所概括出来的原理或规律毕竟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中国知识人如果对西方学术和思想缺乏贯通的认识，但又急于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统重新‘整理国故’，他所面临的陷阱是无数的。第二期的特色是‘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今天很可能变成‘从后现代主义的观点结构前现代的国故’”。现如今的中国设计史所面临的问题似乎正这样。

    由于设计本身即为西学之术，其发端伊始便与西方社会的生产变革、文化创新主事有直接关系，中国设计学发展之脉络则较为波折，早期的图案、实用美术，之后的工艺美术，再到临近千禧年的“设计艺术学”，其历史不可谓不漫长。然不论是本学科的开创前辈，还是现如今的专精学者，许多人都在寻求着一条属于自己的、属于中国的设计之路，值得庆幸的是现在设计作品之中的“中国风”已蔚然形成，传统中国的设计史及设计思想也逐渐成为专业内研究的显学，但其研究成果似乎并不很丰硕，其中自然有以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观点解构前现代的传统信息、资料之弊。以此看来，赵健老师的《范式革命》或许是较为接近国学运动中有识之士所提倡的“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其所选取研究对象的时间限定较为准确，也比较合适，彼时正是中国各方面的转型之期，在受到西方文化的巨大影响之时，不但没有舍弃反而更加坚守与加强了中国自身的文化特质与审美价值，所以《范式革命》一书对于中国早期书籍装饰设计史的梳理与写作是极其有意义的。也许赵健先生的这一次尝试在理论概念的应用上还有些许生硬之处，但瑕不掩瑜。

    总而言之，希望这一本《范式革命》的尝试是一个好的开始，也给予我们这些后来人一些有用的启示，找出一条属于我们中国自身的设计史脉络，走出一条属于我们中国自身的设计之路，而不再迷失于别人的价值体系之中，始终有一种“追赶者”之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