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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2年06月27日 星期三

    很遗憾,今天的人文学者不进剧场了

    ——访戏曲研究所所长傅谨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6月27日   21 版)
    近代著名收藏家、诗词家、戏剧家和书画家张伯驹(右)师从余叔岩学京剧,图为两人在名段《探母》中合作。

        在当代戏剧界,傅谨的名望很高,他是中国戏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戏曲研究所所长。但傅谨本人倒是非常低调,他为人平和、宽厚,脸上总挂着谦和的笑。不过,在学术研究上,他从来一丝不苟,其严谨恰如他的名字。

        艺术不能只想着自我表达,更要关注认知和传播的过程。这是他从事了30多年研究,才逐渐明白的。所以,著书立说,他不爱用生僻的字眼。“文章是让大家读的,文献是让大家用的。我希望有更多的读者因为喜欢好书而认同学术。”他说,学问的高深不在于表达多么深奥,关键是用平实的语言写出深刻的道理。为什么元杂剧受到大众的喜爱并且广为流传?因为俗语写出了诗意。

        傅谨的学术功底、研究方法甚至他对于出版市场的透悟,都成为学界甚至出版界关注的视点。尤其当下,在完成了660万字的《京剧文献资料汇编(清代卷)》(凤凰出版集团)之后,傅谨对于如何由京剧找到国学研究的突破口,更有了深切的体会。

        读书报:您如何看待京剧在国学研究中的地位?

        傅谨:一直以来,人们把国学等同于传统文化,尤其是文史哲。但是,如果我们能将国学研究的视

        野拓展到传统艺术领域,或许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传统与当下的密切联系。传统文化中的文学、历史和哲学都以文字为载体,它们的表达都是过去时的;唯有传统艺术是现在进行时,它融历史、现在、未来为一体。强化传统艺术研究,可以大大拓宽国学研究的空间,更有助于凸显国学研究与当下文化发展与建设的密切关系。

        传统艺术在今天的延续理应成为国学研究的重要范畴,它们是国学中最为鲜活和感性的存在,源远流长,代代相传。通过传统艺术的研究,我们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国学在当下中国人的社会文化生活中的意义。

        京剧是传统艺术的结晶,包含了传统的文学、音乐、表演、美术等,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而且它更是雅文化和俗文化相结合、北方与南方文明相结合的产物,是传统中国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的审美趣味的结晶。经典著作固然是国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但国学也要关注像京剧这样的民间文本,因为它们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最为真诚、灵动的一面。传统不仅是文人士大夫创造的产物,同时还是亿万普通民众几千年的日常生活的积淀。在京剧艺术中,可以看到中国文人的文化追求和老百姓的文化追求怎样融为一体,可以从中找到不同文化主体在文化追求上的契合点——在中国历史上,很难看到另一种文化样式,能像京剧这样在不同的时代、被不同社会阶层接受和喜欢。京剧是传统艺术对社会政治与生活产生影响的典范,因此,京剧研究理应成为传统艺术研究、进而是国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京剧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国学的理性与感性认识,深化我们对中国文化传统和传统社会的理解。

        读书报:但是目前对京剧、对传统艺术的研究似乎有所欠缺。

        傅谨:京剧诞生和成熟已经超过150年,但是对它的研究仍然还很不够。学术界不仅对京剧缺少兴

        趣,对其他传统艺术同样缺少研究,潜在的原因,是人文学者对包括京剧在内的各艺术门类相当隔膜。从先秦以来,中国诗乐一体的文化传统,决定了古代文人在接受文史知识熏陶的同时,就拥有了良好的音乐素养。宋元以来戏曲兴起,从杂剧到传奇,既是人文学者们所接受的教育中不可分割的内容,也是他们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之一。然而,这一传统近代以来几乎完全中断。专业分工促进了不同学科的迅速发展,但是至少在艺术领域,它的负面影响似乎比想象中更为严重。晚近几代人文学者所接受的知识框架与学术训练,基本上局限在文史哲方面,而从事艺术领域研究的学者群体,文史哲方面的积累往往明显不足。从国学的角度研究传统艺术,需要古代文史哲的知识与艺术方面的切身经验的结合。没有艺术感悟,没有对艺术的技术手段的理解,对各门类艺术的研究就永远只能在它外围打转,只能涉及其表面,这里刚好用得上京剧行里的一句口头禅——“说的不是这里面的事儿”。

        具体说到京剧领域,这个时代最可悲的现象是,优秀的人文学者基本上不进剧场,没有养成在剧场里欣赏“现在进行时”的艺术表演的习惯,缺乏直接的剧场经验和感受,就不可能对传统戏剧有深入的研究。一百年前、甚至五十年前,几乎所有优秀的大学教授、人文学者们都是进剧场的,他们在剧场获得的艺术体验与切身感悟,构成他们的知识与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既是他们关注昆曲、京剧等传统艺术表演的原因,同时也让戏剧始终处于主流文化视野之内,促进了戏曲研究。现在,尽管仍然有不少学者在从事戏曲研究,但是因为不知道、不习惯进剧场,没有对融文学、音乐、表演为一体的戏曲的立体感受,戏剧研究只剩下仅以文辞为载体的平面、苍白的剧本研究,戏剧就成了“死”的东西,也就丧失了它们最具价值的活的内涵。近几十年里,钱穆、王元化,叶秀山、吴小如等学者对京剧的精深研究,都基于他们非常深厚的功底,无论是文史修养还是对京剧的感悟,均为今人所不及。后学们要想达到这样的境界,怕是不容易了。

        优秀的人文学者们不关注戏剧,既是戏剧的损失,事实上也是人文学术的损失,尤其是国学研究的损失;对学者们自身也是一样,因为和剧场的疏离,错过了欣赏大师名家精湛的舞台表演的机会,传统艺术中的诸多精妙之处难以领悟,对文化的领悟只剩下文字一条途径,不能不说是人生体验与生命历程中的一大缺失。

        读书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京剧在近现代乃至当代的社会生活和政治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自民国以来京剧研究日渐隆盛,如今京剧学更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但是也显露出制约其发展的瓶颈,就是研究资料的难以搜集和查对。在这种情况下,您主编的《京剧文献资料汇编(清代卷)》可谓填补了京剧文献研究的空白。起意做这套书是什么时间?出于怎样的考虑?

        傅谨:2004年,我作为北京市特聘教授调入中国戏曲学院。学院对我或有许多期待,其核心就是开

        拓京剧学研究。8年来,我在戏曲学院组建了一个颇具规模的研究团队,为学院主办了四届京剧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然而在研究推进的过程中,资料的缺失,始终是我以及我们团队最感突出的制约。如果把视野放大到整个京剧研究领域,基础之薄弱令人惊讶,其中又尤以资料搜集整理工作的粗疏零落为最。因此,要想推动京剧学这个学科的发展,首先必须解决的难题,就应该是弥补京剧研究资料的严重短缺。全面搜集整理与京剧相关的历史文献,为同行学者们从事京剧研究提供一个坚实的平台,方有可能推动京剧学科的研究,这就是我们立意编撰这部《汇编》的动机。

        在我们之前,张次溪主编的《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及续编,堪称京剧研究的相关文献搜集整理工作最重要的成果。我原以为这部资料集已经编得很全,只要做些边边角角的补遗补漏的工作就足够了;而且,除了剧本之外,我原以为只要花费不多的时间,我们是可以做成一部《京剧历史文献全编》的。但是我们真正开始了这项工作,才发现实际情况与我的最初的设想相距甚远。随着编纂工作的推进,进入我们视野的资料越来越丰富,于是我们先是决定把资料搜集整理工作分为两个阶段,先做清代部分;同时决定把这部资料的名称中的“全编”改为“汇编”。这次出版的只是这部《汇编》的清代卷,已经有十册之多,篇幅至少是《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及续编的8倍,更何况我们搜集的文献的断代还只限于清朝,并不把民国时期的文献包容在内。

        读书报:在研究编辑过程中,遇到哪些困难?

        傅谨:这部《汇编》中许多部分的资料搜集整理具有开拓性,没有先例可援。其中最困难的是报纸资料的收集。在京剧发展过程中,报纸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大量报纸文献以鲜活的方式,保存着京剧发展历史的清晰印迹。无论是京剧的演剧研究、伶人研究,还是京剧发展生态研究、京剧与媒体之关系研究等等,这些报纸中的文献,都有助于上述研究的开展与深入。但晚清报纸业正处初创阶段,当时多份报纸的发行数量非常有限,存世的更少,多为各大公共图书馆所藏,登载娱乐新闻的版面未必固定,只能一页页翻过去,且大多数纸张一翻就碎,只能看缩微胶卷,非常费力。日记里相关的京剧资料的摘抄也是如此,像《绛芸馆日记》,过去有人摘抄过,但是很零散,重新编辑的时候才发现,前人摘抄时多有疏漏。

        这些文献里大量的错别字和异体字的处理,是一个颇费思量的难题,尤其是各类异体字的处理。除了文人撰写的专书外,在京剧历史文献中还有大量艺人或宫内太监的手抄本,其中有大量的错字或异体字。抄录者识字不多或贪图省力只是其原因之一,更关键的原因,还在于抄录者只重字音无讹,同音异字的现象极为多见。同一个人往往有多种写法,比如晚清著名的京梆两下锅的艺人田际云,曾经任精忠庙会首,他的艺名或作“想九霄”,或作“响九宵”,有多达五六种写法。再如非常有名的剧目《挑华车》,又作《挑滑车》,学者们争论很多,始终没有得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结论。我们不想贸然统一地规范它们,按照我们自己的一得之见去保留某个我们自以为“正确”的写法。京剧研究史上多有文人自以为是地去校正艺人的错误而错上加错、误导世人的例子,我们不想重蹈覆辙。

        我们希望尽其所能,为使用者提供准确且方便使用的资料,让这套书能用、好用。无论是新发现的

        材料,还是曾经为《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等著作收录的文献,我们都在选择最佳版本基础上,经过严谨认真的校对,以保证学术研究所要求的资料的严谨性和准确性。尤其是在编排上,在每种资料前,简单介绍资料的内容和版本,报纸资料的期号也尽量一一注明,并且特别标注了公元年月日,这即保证了资料来源的准确性,研究者如在需要,也可按图索骥,很简便地查对原始资料。尤其是经过慎重考虑,《汇编》全部采取简体横排的形式,就是为了方便阅读。

        读书报:说到编排方式,很多学者认为竖版繁体才更符合古籍图书的特点。

        傅谨:我当然知道对文献类的古籍而言,竖版繁体的编排方式更接近其原貌,但是我更注重的是实

        用。我们得承认,今天的人文学者,尤其是有志于从事京剧研究的博士生、硕士生,他们所接受的知识大都通过横排简体的书籍文献,早就已经养成了横排简体的阅读习惯。对很多人而言,竖版繁体的书籍会让他们望而生畏,如果我们这套资料汇编用繁体竖版的方式编排,我相信读者和利用者至少会流失三分之二。我认为书是给大家读的,因此书籍从编排到所有方面,始终要把读书人放在心上。鼓励更多人、尤其是更多青年学者利用这批资料,投入京剧研究这一魅力无限的领域,才是我们编纂这部《汇编》的最终目的,所以,在确定编纂这部史料的基本方针时,如何给研究者提供

        更多方便,自然就是我们最为优先考虑的重点。尽管这些史料的某些部分改为简体横排后,表面上与原始文献会有些出入,但如果研究者需要核对原始文献,也会因为这些史料经由了我们搜集整理,因而路径更为清晰,效率大大提高。只要这些资料能促进这个领域的研究,我就非常满意了。

        读书报:《京剧文献资料汇编(清代卷)》的完成,对您个人有何意义?

        傅谨:资料是研究的基础。刚刚着手编纂这些资料,我就有个打算,计划等这项工作完成后,自己写一部《京剧史》。我要独立完成它。我觉得真正的学术研究存乎一心,因此我更喜欢独立写作。这样才能完全体现自己的思考,对历史的认知,准确地表述对具体剧目和演员的评价、感受。在集体项目里很难体现这些。因为有编纂《京剧历史文献汇编》的过程,我对京剧的发展历史,会比同行有更精准的体悟,掌握更多材料,包括一些能够很传神地体现历史和人物的八卦。

        现在,我还在做另一项相关的工作,就是策划《地方戏曲历史文献汇编》,那将是一部更大规模的资料集。我想这两部资料书编纂完成后的10年、20年间,整个戏曲研究的焦点会转变。戏曲界的同行们不必无休无止地写关汉卿或《牡丹亭》的研究文章,视野可以更开阔,选题可以更多样。过去的十多年里,我有机会每两个月浏览阅读数以百计的戏曲研究领域的论文,有许多感慨。10年前我的感受与现在很不一样,10年前相关的戏曲研究论文中,基本集中在元杂剧和明清传奇研究领域,但是,最近5年里研究重心发生了静悄悄的变化,各地方剧种的研究明显增加了。随着戏曲研究的学

        术团体的扩大,尤其是各院校大量扩招导致专业研究人员队伍膨胀,有更多人希望找到新颖而有学术价值的新题目,关注的焦点明显在转移,可是仍苦于没有可资利用的资料。我要做的就是给这样的学术趋势添把火。

        而且,我想我们的戏曲理论研究,也会因此发生重大转型。在整个20世纪,王国维、吴梅和钱南扬为戏曲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宋元南戏、元杂剧和明清传奇成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一研究领域成就巨大,但是也有明显的不足,那就是戏曲研究日益萎缩为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戏曲作为舞台表演艺术的特性不同程度地被忽视了。而近代以来以京剧为代表的地方戏的崛起,使我们重新反思元杂剧和明清传奇的局限性;同样,因为地方戏曲研究渐热,戏曲研究界迟早会意识到,仅仅建立在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基础上的戏曲研究大厦是存在缺陷的;更进一步,要完整全面地总结中国戏剧的艺术规律,不能只基于元杂剧和明清传奇的研究,还有待于京剧和地方戏曲研究的深入。随着

        京剧和各地方剧种越来越受关注,我想,中国戏剧理论体系的重新建构,指日可待。

        但是,或许这部《京剧历史文献汇编》仍将是我在京剧研究领域最有价值的工作。我相信未来若干年内,《汇编》会成为京剧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引用率最高的文献。而且我想,我们不仅超越了前人,大约50年内,不会有人重复做这件事,没有多大必要再做一次了。

        本报记者  舒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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