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贝多芬传记背后的译事佳话

    斋藏罗曼·罗兰著、傅雷译的《贝多芬传》（1946年4月骆驼书店版），不意近日新得R.H.夏茀莱著、彭雅萝译的《音乐的解放者——悲多汶》（现通常译作贝多芬，本文简称《贝多芬》）。《贝多芬》大十六开本，平装在灰色布纹纸封面上印有贝多芬凝神静思的油画像，全书60余万字且是毛边本，被新文学版本专家陈子善称为“中国最大开本的毛边本”。

    作者夏茀莱，生于1879年，曾在第一次欧战中做过军官，后成为美国传记作家，贝多芬研究专家，有着30余年研究贝氏经历，他感到业已出版的贝多芬传记中有的偏重于贝氏生活记录，有的着力于贝氏的音乐论说，而他要以“一种忠实的记述，把这位伟大的音乐解放者，和他最有趣的生活，综合起来，给予同样重视”。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作者主动地接近贝多芬作品的乐队、提琴手和钢琴家，仔细聆听贝氏作品，与演奏者作细致交流。正如作者所说：“要了解贝多芬是应该了解他深奥的音乐”。

    《贝多芬》二易其稿，都经音乐理论家O.G.生纳克作了审读，为之撰写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和评论，“摘录下来可以成一本小册子了”，据此，作者又花了一年多时间加以修改增补，“而后才成为这一比较实用比较有趣味的雏形”，接着又有康克琳夫人、伊斯肯教授、肯克德博士等十余位朋友作为此书的校阅者，可见作者对写作质量的谨慎与重视，最终使其成为一部世界著名的音乐家传记。

    此书英文版于1929年在纽约出版。上世纪30年代初期，时在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就读的彭雅萝在范纪曼的影响下，“正潜心专门研究着贝多芬的乐曲”。她托国外朋友为她“选购了近三十种关于贝多芬的书籍”，以此来加强对音乐家的了解和研究。范纪曼专门从美国订购了夏茀莱所著的《贝多芬》英文版，送给彭雅萝，信中说“特将此书作为你研究贝多芬的参考，这是一本有独到创见的研究贝多芬的重要著作，材料之丰富，内容之充实，见解之透彻”。

    彭雅萝得到范纪曼的赠书和书信，当然喜出望外。之后，她花了八个月时间“详细阅读”《贝多芬》，感叹“作者学问的渊博，见解的高超，以及关于处理贝多芬历史文献态度的严肃，评论的公正”。又参阅了其他有关贝多芬的书籍，放弃了原先想“写一本关于贝多芬书籍”的计划，决定将这部《贝多芬》名著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的艺术界，尤其是给贝多芬乐曲的热爱者，以及音乐史研究者作为参考。

    原作者夏茀莱知道中国有位彭雅萝，打算把《贝多芬》译为中文，喜不自禁，专门给译者寄来书信和作者本人签名的照片，以及美国著名女作曲家白吕儿女士撰写的有关书评，原书出版发行者介绍该书的广告文字等，这对译者不啻是一种极大的鼓励与帮助。

    然而，此书翻译过程颇为艰难，前后花了四年时间。时逢抗战乱世，译者生活动荡不定，为了生存，辗转各地，“车船马背，足迹所至，已达两万里以上”，有时在古庙的驿站，利用午饭间隙，翻阅半页原书，有时在荒漠山村，挑灯译写数行。“在悠长不堪计数的岁月里，日暮不知黄昏的混沌时日中”，终于在1941年底译完全书，作者感到“有一种自幸的喜慰”，因为“译此书而得到对贝多芬的研究，有更深切的了解”。为使译稿更精准、更专业，亦更具知识性，范纪曼花费极大精力，为之整理、校阅译稿，又参照法、德等国多种音乐辞典，以及音乐家的年谱、传记等书数十种，增加大量注释，以帮助读者对音乐家有更多的了解。然处在抗日烽烟中，实无暇顾及出版事宜。直到五年后的一九四六年七月，抗战胜利后译者起居稍得安稳，又花了四个月时间，对全书进行校改，使之更臻完善，才放心地将此书印梓问世。

    《贝多芬》一书共有56章以及附录，30余幅插图，还在章节之间的空白处，配有动物或花鸟的精致图案。在扉页上，印着醒目的一行字：“本书装帧：范纪曼”。从书里富有中国韵味的装饰性插图中，可称其美术设计的行家里手。对此，还需多作些说明。因为，范纪曼数次被捕入狱又死里逃生，深入虎穴为我党搜集情报，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更与《贝多芬》一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可以说，没有范纪曼，也没有《贝多芬》的顺利出版。范纪曼1906年生于四川梁山县（今梁平县），他早年留学德国，1929年在上海新华艺专等学校从事学生运动，认识该校学生彭雅萝并成为恋人。后因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他俩决定去北平寻找党的线索，双双考入北平大学。范纪曼在艺术系主修戏剧，得熊佛西教授赏识。他课余写作不辍，秘密加入了“左联北平分盟”。彭雅萝则专修音乐，立志要做一名贝多芬那样的音乐家。抗战胜利后，国立上海剧专（现为上海戏剧学院）迁回上海，范纪曼被时任校长的熊佛西聘为教授。

    范纪曼曾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南汇路口的“大华商场”内（今建为梅龙镇广场），开设过一家木简书屋，由彭雅萝出面当书屋经理。书屋仅出版过一种书，即在1943年6月，范纪曼以范纪美为笔名，翻译出版了海涅抒情诗选《还乡记》。抗战胜利后，范纪曼又在茂名南路（近淮海中路一端）上，开设一家贝多芬书店，此店还作为仅他一人的“上海贝多芬学会”驻址，可见他多么崇拜贝多芬，是一位十足的“贝粉”。他便以这一学会的名义，主持出版了这部厚重而不朽的《贝多芬》。据美术史学家王观泉先生回忆，年轻时曾路过这家书店，橱窗里《贝多芬》一书赫然入目。可以说，作为音乐史上的名著《贝多芬》，从资料搜集的准备工作，到完成全书翻译注释的全过程，也是范纪曼与彭雅萝爱情结晶的漫长十年时光。他俩终于在1941年喜结连理。作为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范纪曼在戏剧、音乐、美术、翻译、文学创作上均有深湛造诣。1946年1月，由上海中外文艺书店出版了他的诗集《汐之螺》。范纪曼更是一位坚强的革命家，他因曾在潘汉年手下工作，建国后受“潘杨冤案”牵连，身陷囹圄达20年之久。1990年12月，范纪曼病逝。夫人彭雅萝长期在陈鹤琴创办的上海女子师范学校执教音乐。2002年12月，“疾病缠身”的她平静地走完人生。

    贝多芬与中国有缘，他的名字最早影响国人的，据载是李叔同1906年在留学日本时创办的《音乐小杂志》撰有三百余字的《比独芬传》，封面刊有他画贝多芬的木炭画，标题为《乐圣比独芬》。次年鲁迅留学日本时，为《河南》杂志写《科学史教篇》，文中亦提到“培得诃芬”。国人知晓贝多芬，至今足足有一个多世纪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