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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文夫是我此生认识的第一个作家，那是1956年秋，我刚考入江苏省苏州高级中学。其时，他还在《新苏州报》当记者。他的成名作《小巷深处》，正是在《萌芽》1956年10月号上发表的。这是一篇非同寻常的小说。众所周知，新中国建立不久，作家们大都集中精力在描写革命战争，讴歌时代英雄。像他笔下的徐文霞那样被旧社会蹂躏过的小人物的精神生活，一向是个被人们遗忘的角落。神圣的使命感令陆文夫拉开了遮掩这一角落的帷幕，让人们听到了那苏州寂静小巷里的坚决的敲门声。这敲门声虽然很小，却让人们一下子惊呆了，在文坛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效应。“近水楼台先得月”，我校的文艺爱好者协会立即举办文学讲座，请校友陆文夫（他1948年由苏高中毕业）来谈《小巷深处》的创作体会。而我，正是在听了他生动而又亲切的讲座之后，才把他当作偶像，在心中燃起了一把理想之火。或可以说，我是在他的影响下走上文学之路的。前些天，我在翻检尘封已久一批资料时，发现了他在31年前写给我的两封信，便不禁又想起了那年我去约他撰文悼念茅盾先生时的情景。
当时，继《献身》荣获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之后，他又以《小贩世家》获得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正巧我的老乡高晓声的名篇《陈奂生上城》也同时获奖，我作为《新观察》杂志的记者，到颁奖会上去采访组稿，见他和高晓声同住一室，倍感亲热（此后的几年间，他几乎每年都要到北京来领奖或出席作协的有关会议。而每一次，又都是和高晓声同住一室。这二位当年“探求者”的主要成员，戏称是一对分不开的难兄难弟）。他一见面就说：“我手上没得小说稿，你还是问老高要吧！他写得多，一年出一个小说集。”我说：“我知道几家大刊物在盯着你的小说稿。这回我不是来向你催要小说稿，而是来约你写一篇悼念茅公的文章的。”他一听我提到茅公，炯炯有神的眼睛瞬间变得黯淡了，连声说：“我写，我写，我是要写的！”……从他带有哭音的声调中听得出来，他对茅公分外敬重，内心充满哀痛。
茅盾先生是1981年3月27日逝世的，正是颁奖会后举行获奖作家座谈会（25日至29日）的第三天。我之所以约陆文夫写悼念文章，是因为茅公曾在1964年4月写过一篇题为《读陆文夫的作品》的评论，发表在同年6月号的《文艺报》上。在我的印象中，茅公作为文坛泰斗，又身兼文化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专为一个青年作家写长达14000字的评论，一生中恐怕仅此一次，足见他十分爱才，对陆文夫尤为器重。更何况，陆文夫还是在那个“不平常的春天”被打入另册的“罪人”呢！茅公在文中着重赞扬了陆文夫作品的“独创性”，说：“他力求每一个短篇不踩着人家的脚印走，也不踩着自己上一篇的脚印走，他努力要求在主题上，在表现方法上，出奇制胜。”并说：“读了他的几乎全部作品以后，我以为作者现正处于向更成熟的艺术境界发展的阶段。”我读到茅公的这篇评论时正是大学毕业前夕，已经知道自己毕业分配的去向是到文化部的直属部门从事专业创作，茅公不仅称陆文夫为“同志”，而且还号召青年作家们向他学习，我就觉得自己当初把陆文夫当作心中的偶像并没有错，在他的影响下选择了献身文学事业的理想也终于实现了！……到了进入新时期的八十年代，回过头来看，茅公当年对陆文夫创作成就的高度评价一点也不过分，或可说是伯乐相马，独具慧眼。因此，茅公逝世的噩耗刚传出来，我就去约陆文夫撰写悼文，也可说是抢了先机。
颁奖会上，我社的摄影记者张祖道拍了一组照片，我特意将陆文夫的单人照选出，放大后给他寄去，顺便写信向他催稿。4月12日，他给我回信说：
来信收到，谢谢。悼念茅公的文章我正在写，争取五六天内完成。回南京时忙得没有一点时间，无法动笔。
小说我一定写。杨筠（《人民文学》编辑——笔者注）也来信，叫我写。我12日去杭州，参加《江南》召开的一个会议，约十天左右回苏州。回来后哪里也不去了，埋头写东西。
陆文夫的这封信，等于是给我吃了“定心丸”，我立即向主编作了汇报，给他留下版面，准备将他悼念茅公的文章当作重点稿在下期刊发。然而，到了预定交稿的日期，我收到的并不是陆文夫的稿子，而是他写于4月25日的一封极短的信：
昨日方由浙江回到苏州。答允写篇悼茅公的文章，本来想在旅途中写的。结果杂事太多。未能写成。回来翻翻报纸，看到悼茅公的文章已经写得很多。我再写也不过如此。所以不想写了。让我认真考虑一下，给你们写个短篇小说吧。
后来我才明白，陆文夫之所以突然改了主意，是因为当时文艺界受《苦恋》遭批判的影响，文革中饱受摧残的作家们仍心有余悸，即使是悼念茅公的文章，也不敢触及历次运动中文学界深层次的问题，而在陆文夫看来，若只是写礼仪性或表态性的悼文，“不过如此”，还不如不写。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他把茅公赞赏他之后的那段悲惨往事写下来，《新观察》一旦发表，也许就会因不合时宜而招致不必要的麻烦。而在我，作为一个从年少时就关注他命运沉浮的忠实读者，至今仍对那个当代文学史上的特例记忆犹新——
1964年，茅公的《读陆文夫的作品》一文发表，自然在文坛引起了很大反响。可以说，谁也没有料到，如此德高望重的权威人物会公开站出来赞赏当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探求者’”！应该说，写这样一篇具有震撼力的评论，不仅需要高度的勇气，而且需要超人的智慧。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茅公是有意在文中回避了反右运动，只字不提陆文夫的“探求者”经历（1957年，被打成“探求者”反党小集团的，包括高晓声、方之、艾煊、叶至诚、梅汝恺、陈椿年等一批血气方刚、大有作为的青年作家）。至于陆文夫的成名作《小巷深处》，既然是评他的全部作品，则无法躲闪过去。然而，茅公是对照陆文夫的第一个小说集《荣誉》，来评价《小巷深处》的。
他先是这样写道：“从《荣誉》集的八篇，可以看出陆文夫的创作态度是严肃的。他努力要从生活的各个角度去挖掘具有典型意义的新人新事，而且要努用生动多彩的笔墨来歌颂这些新人新事。他在故事结构、人物塑造、文学语言这三方面，都煞费苦心。”然后，他才提到写于《荣誉》一年之后的《小巷深处》，“比《荣誉》倒退了好多步。无论从题材、文学语言看来，《小巷深处》的格调都不高，特别是主角（也是个女工）的思想意识有着相当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的色彩。就这一点而言，它比《荣誉》集八篇的任何一篇都后退了一步。”谁都知道，《小巷深处》是陆文夫早期的代表作，更是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批得“臭名昭著”的一株“大毒草”，在洋洋万言的《读陆文夫的作品》中，茅公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这么几句，真可谓用心良苦。因为既然是专谈陆文夫的作品，闭口不谈《小巷深处》是断然不可能的，而在内心里，茅公又并不认为它是大毒草，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谁敢明目张胆地站出公开为被打成“探求者”反党小集团的青年作家们翻案呢？他设法把原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倾向问题淡化成所谓格调不高的创作思想问题（无疑这也是迫不得已的违心之言），就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其实，茅盾在此时撰文赞赏陆文夫，并不是他的个人行为。在此之前，即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就文学艺术作了“重要批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文艺界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创作没法搞了，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人很着急，便在北京召开了一个短篇小说座谈会。可以说，这是一个贯彻落实毛泽东“重要批示”精神，“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的会议。茅公和许多著名的老作家、文艺理论家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茅公听了陆文夫的发言，很感兴趣，认为他的小说创作是无路之中的一条路。会后，他便“应《文艺报》编辑部之请，写下了这篇短论。”在发表茅盾《读陆文夫的作品》的同时，《文艺报》还刊出了陆文夫1964年4月写的《致编辑部的一封信》（其主要内容与他在短篇小说座谈会上的发言相一致）。在这封信中，陆文夫向编辑部汇报了他几年来工人生活的最主要收获是思想感情的变化，“是一个从人生观到艺术兴趣的大变化”。而在此前，《文艺报》编辑部给苏州机床厂打长途电话，了解陆文夫在厂里的表现。厂部和车间领导经过认真讨论，并征求了群众意见后上报说，陆文夫已“改造成为新人”，相当于三级车工。这就是说，《文艺报》编辑部约请茅公写这篇论文，其用意是要树立一个典型，让一批在反右运动中被放逐的有才华的青年作家看到希望，尽快重返文坛。
在1957年遭难的那群青年作家中，陆文夫确实是最早重操旧业的。1960年初，江苏省文联重建创作组。为了体现“给出路”的政策，决定从过去因“犯错误”而被逐出文坛，在劳动改造中表现较好的作家中抽调一人。于是，幸运之神就降落到陆文夫的头顶，让他结束了苏州机床厂的劳动生活，回到专业创作队伍。有朋友劝他说，快动手写点小说，以便改善处境。从此时起到1964年初的4年时间里，他陆续在《人民文学》、《雨花》、《上海文学》、《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刊上再度亮相，发表了《葛师傅》、《二遇周泰》等十余篇小说。茅盾在赞赏了陆文夫这一阶段的创作收获之后，热忱地说：“我们满怀喜悦地期待着陆文夫的更多更大的成功。”
但是，谁也没想到茅公的这篇文章发表得不是当口。正是在这年的6月27日，毛泽东对文学艺术又作了一次“重要批示”，称文联各协会（作协自然首当其冲），“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于是乎，茅公的文章发表仅三个月，批判陆文夫的文章就纷纷出笼，江苏的《新华日报》竟用两个整版的大块文章要把他批深批透，被茅公肯定的《葛师傅》、《二遇周泰》等小说一夜之间又成了“大毒草”，连他在劳动中学技术、得奖也统统是假的，是阶级敌人闹翻案的“新花招”，要老账新账一起算！陆文夫感到这场批判比1957年对他批判要厉害好几倍，可见来头大得吓人。他绝望了，竟动了跳灵谷寺塔的念头……
陆文夫性格内向，近乎冷峻。关于第二次被逐出文坛的痛苦经历，他复出之后，从未在媒体上披露过。而我去约他写悼念茅公的文章，他就不能不写出那幕乐极生悲的惨剧了。往事不堪回首，他实在是下不了笔。更何况那些当年奉命批判他的人都还健在，又何必去触他们内心的隐痛呢？思来想去，他为了不使我太过失望，只得在信末说：“让我认真考虑一下，给你们写个短篇小说吧。”他说话算话，尽管我在1984年夏调离了《新观察》，但他后来还是确实给了我一部中篇小说力作，那就是在1985年第3期《中国作家》上发表的《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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