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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是辛亥百年纪念，今年是民国百年纪念，这股纪念热潮也引起我对20世纪初思想界的关注。最近将《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找出来重新阅读，再参照张枬、王忍之编辑的《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三卷五册，三联书店，1978年），颇多感想。为什么在清朝实行新政的时候，有那么多人信奉无政府主义？
1907年8月，刘师培、张继等人在东京创设“社会主义讲习会”。刘师培在该会第一次大会上布告开会宗旨。他将一切社会上的罪恶归于政府，得出无政府主义“于学理最为圆满”的结论。然后他断言：“世界无政府，以中国为最易，亦当以中国为最先。”为什么？因为在欧美国家的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都能看到政府的管理之手（即社会组织较严密，治理程度高），而中国政府并无实权，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不加干涉，由放任转为无政府，不必费力。“中国数千年之政治出于儒道二家之学说，儒道二家之学说主于放任，故中国之政治主放任而不主干涉。明曰专制，实则上不亲民，民不信官，法律不过具文，官吏仅同虚设，无一真有权之人，亦无一真奉法之人。上之于下，视若草木鸟兽，任其自生自灭；下之于上，视若狞鬼恶神，可近而不可亲。名曰有政府，实与无政府无异。”刘师培等无政府主义者谴责欧美、日本各国的“伪文明”，谴责国家治理的各种形式（法律、租税、官吏、警察），主张自毁国家，取消军队与国家财政（“废兵废财”），同时凭个人的意愿，“以暗杀为首务”。
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这些反国家机器和社会治理的言论不啻于开门揖盗、自取灭亡的疯话，但是也较为准确地反映了一个事实：中国失治，“无一真有权之人，亦无一真奉法之人”，建设社会，何其困难。中国传统政治“主放任而不主干涉”，这一观点到了1920年仍然在不少知识分子中间流行，并把它作为在中国推行无政府主义的有利条件。太朴（郑太朴，1901-1949）在《无政府主义和中国》（1920）一文写道：“从中国历史上观察，可说中国向来是没有政府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这几句话所描写的社会状态，不特上古时代是如此，就是周、秦、汉……乃至明清以来，一向是‘帝力何有于我哉！’”所以历来的朝廷不能以“政府”称之，法律政治也是没有的，晚清新政勉强仿制了“政府”，但是每年伸手向百姓拿几个钱，政府与人民不相接触，“有若无”，“孤立于社会之外”。太朴的言论居然引起陈独秀的兴趣。他也同意中国社会实为放任的结论，但是指出老庄以来的虚无主义导致了中国国民性中的“懒惰放纵不法的自由思想”，呼吁“严格的干涉主义”：
我敢大胆宣言：非从政治上、教育上，施行严格的干涉主义，我中华民族底腐败堕落将永无救治之一日；因此我们的唯一希望，只有希望全国中有良心，有知识，有能力的人合作起来，早日造成一个名称其实的“开明专制”之局面，好将我们从人类普通资格之水平线下救到水平线以上。
开明专制四字上加了引号，是对晚清改良派梁启超的呼应。当时清廷被推翻，已近十年，北洋政府又绝无干涉管理之力，要救治中华民族只能依赖其他手段了。
何震与刘师培在两人合作的文章《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1907）中从三方面讨论了中国无政府状态的成因。首先，中国数千年前就摆脱了“封建之世”，而欧洲、日本去“封建之世”“远者不出百年”。久处封建制度之下的人民“惯于受制，故政府干涉之力易施”，中国则不然，人民散漫已久：“历代之守令，习于放任，甚至千里之地，所设职官不过数人，又苟其心思，坐待迁职，故于民间之情伪，不识不知。而下之于上，则又不以实应，以虚文相粉饰，故民生其间，得置身政法之外”。（严复称国人为“无政教之民”。）其次，无政府主义得益于“性善”的信仰：“以民性为恶，必主干涉；以民性为善，必主放任。”中国自三代之后，轻政刑而重德礼，尤其是汉代以下之儒，“多醉心刑措【即放弃刑法不用】之风，以为用德教化民，则民德自进，民德既进，则人治不必存，……故政治偏于放任，一任人民之自然，以俟其感化，人民因之遂得保其无形之自由。较之白人视政法为神圣者，固不同矣。”最后一点是中国人自古至今钦佩离世独立的“个人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游离于社会关系之外，“天子不能臣，诸侯不能友；虽身居国土之中，然已脱国家统治之范围，不为人治所囿，故其自视也甚尊。……又如魏晋之间，嵇康、阮籍、刘伶之徒，虽身列朝籍，亦以放诞为高，置身礼法之外，此亦不囿于人治者也。即古代之僧徒，亦不守国法，不为帝王所曲，与欧美教徒受国家保护者不同，与欧洲古代僧侣握权者亦不同。故中国古今史册，其所谓逸民、隐士、高僧者，其心目之间，均不知政府为何物，以行其个人无政府主义。中国而有其人民习其风，故能逃人治之范围。”
从“个人无政府主义”来理解隐逸，这是两位作者的贡献。这使我想到近些年出版的一些关于隐逸的著作。隐士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由来已久。在很早的传说中，尧禅让天下给许由，许由不接受，不能说当时“无道”吧。“天下”好像是个金元宝，拒之有德。传说中的远古隐士都很奇怪，都是有一个好皇帝请他承担公共责任，然后他要么病倒，要么逃掉，要么投河自杀。一代代文人歌颂这些高士，大家以不参加公共事务为荣。儒家要求人们要认识自己，承担社会责任，介入到社会结构里面，并确定自己的位置和责任。美德总是社会的美德，仁义礼智信这些品质必须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里才能体现出来。但是老庄哲学和隐士话语则假定，人身上有一种先于社会的纯洁性（或曰“自然”、“真”），一生最大的目的就是使这原初的纯洁性不受社会的污染。中国的隐士精神与社会的放任或无政府状态是不是一个铜板的两面？说到这里，又想起萧红《呼兰河传》里的那个可怕的大泥坑了。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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