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信和存疑中前行

    周克希，翻译家、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审。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入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任教，并曾赴法国巴黎高师进修黎曼几何。回国后开始在教学之余翻译数学与文学作品。终因热爱翻译而改行。《周克希译文集》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已出第一辑含《包法利夫人》、《侠盗亚森·罗平》、《不朽者》、《古老的法兰西》四种，接下来将分别出版《小王子》、《基督山伯爵》、《三剑客》、《格勒尼埃中短篇集》、《幽灵的生活》、《王家大道》，以及《追寻逝去的时光》中的第一卷《去斯万家那边》、第二卷《在少女花影下》、第五卷《女囚》，及随笔集《译边草》。

    刘绪源，作家、评论家、文汇报高级记者。 

    感觉是第一位的东西

    刘：就像作家不能凭空创作，需要体验生活一样，搞翻译，也是先要感受和把握原作吧？这种把握，其实有译者施展才华的空间，不同的译者不可能把握得完全一样。我记得周先生有一次说过，翻译过程中，有一些地方，其实是要“猜”的。

    周：对这个“猜”字，需要从头道来了。翻译和读书，都要靠感觉。感觉是第一位的东西。什么是感觉？席勒说：开始是情绪的幻影，而后是音乐的倾向（disposition），然后是诗的意象。这谈的是诗的感觉。罗丹说，感觉的过程就是去除没用的泥巴的过程。这是雕塑家的感觉。对译者而言，感觉就是找出文字背后的东西的过程。不敢说“还原作者感觉的过程”，但应尽可能去感觉作者曾经感觉到的东西（还是傅雷的那句话：假定作者是中国人，他会怎样说、怎样写）。有时靠的是一种直觉，这时不妨说，“猜”也是一种寻觅感觉的手段，但那是“最后的一招”（习武之人所谓积平生之学的险招）。

    感觉是来之不易的。感觉意味着身心的投入。要能到达“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境地，第一须有一番“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努力，第二须是在“灯火阑珊处”，而不是在觥筹交错、灯火通明的热闹场所。

    感觉有时是一种积淀。不同的人可以有很不一样的感觉，原因就在于此。余光中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台湾声乐家席慕德请计程车司机调低音量，司机问：“你不喜欢音乐吗？”席只能回答：“是啊，我不喜欢音乐。”两人对“音乐”的感觉可以如此不同。荒诞派剧作《等待戈多》在北京首演时，恶评如潮。后来去一所监狱演出，所有的犯人看了都哭了。导演邵泽辉说：“这是当时真正能体会这部荒诞剧的观众。”

    感觉有时是受启发而萌生的。我翻译的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第一卷出版后，北京读者李鸿飞先生来信指出一个理解上的问题。那是在第一部“贡布雷”中，主人公待在“那个闻得到鸢尾花香的小房间里”的一段写得很晦涩的文字。来信提醒、帮助我捉摸到了其中青春萌动的感觉。修改后的译文仍保留了表面的晦涩，但先前挡在文字跟前的障碍，现在撤除了。作者不愿明说的东西，读者应该可以从译文咂摸出是怎么回事了。

    我总是在不断地想和改

    周：就我而言，翻译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存疑。感觉往往不是一下子能够到位。存疑与自信我觉得是一对需要处理好的矛盾，既要自信又要善于存疑。

    自信是什么呢？自信就是要有“藏名一时，尚友千古”这样一种定力。人要有自信，不能妄自菲薄。人们常说当年翻译如何如何好，看看傅雷的信，就可以知道，众多译家在那时是被他说得一无是处的。傅雷在写给宋淇的信中写道：“昨日收到董秋斯从英译本（摩德本）译的《战争与和平》，译序大吹一阵（小家子气！），内容一塌糊涂，几乎每行都别扭。董对煦良常常批评罗稷南、蒋天佐，而他自己的东西亦是一丘之貉。想不到中国翻译成绩还比不上创作！大概弄翻译的，十分之九根本在气质上是不能弄文艺的。”我这里不是要讲某人译得怎么不好，而是说在我们想象中的黄金时代，傅雷是怎么看翻译的，这么一想的话，我们就应该有些底气，有些自信，因为时代毕竟在前进。但自信的同时还要不断存疑，要瞻前顾后、左思右想，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我们此刻所在的上海图书馆，门口的大型雕塑铭牌上刻着The large Thinker，这个英文名称似可置疑。罗丹的《思想者》，法文是Le Penseur，英文通常译作The Thinker。雕塑有“小样”之说，而运至上图的是大件雕塑，从铭牌上的文字看，“the large Thinker”似乎是一个句子中的几个词（有上下文，看上去好像是从一封信中摘取的），会不会是“这尊大件的《思想者》”（意即不是“小样”）呢？

    存疑，还是个不以出书为终点的过程。修订旧译旧著，正建立在不断置疑、存疑的基础上。拙译文集的修订，就是这样的过程。《包法利夫人》、《小王子》等作了修改，《基督山伯爵》、《幽灵的生活》过去是与人合译的，这次都是重译半本、修改半本。《译边草》删去不少内容，也增添了一些内容。

    我举个《小王子》里的例子吧。里面有只狐狸希望小王子apprivoiser它。一开始我觉得，若译“驯养”，好像跟全书明白如话的翻译基调有点“隔”，所以就译成“跟……处熟”，后来又改译“跟……要好”。最后，问了母语是法文的朋友，又问了年龄跟小王子差不多的小朋友，终于决定仍译成“驯养”。一次讲座上有读者问，这么改来改去，我们买了前面一版的，怎么办呢？我真的觉得很抱歉。作为译者，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出了书就撇开不管了，另一种是继续存疑，不断修改。我总是在不断地想和改。于是之在告别演出《茶馆》落幕后，对观众说：谢谢观众的宽容。我也想对读者说：我要谢谢读者的谅解和宽容。

    刘：《小王子》中的“驯养”，是一种复杂用语，是一种借用，一种反讽。可见译者要了解原作的细微处，包括它拐了弯的话，包括它拐了几个弯的话，这非常难。但不能把原来拐弯的话都拉直了，曲径变成了直径，那就不“通幽”了，只通光明大道，就没味了。《小王子》是童话，狐狸是动物，它愿意与人交往，就会借用狗的模式，所以，“驯养”是动物语言，是物语（鸟言兽语）。这有童趣，也有童话特点。但同时，这又是指的爱情，是暗指，如明说“相好”、“相处”，就显得无味。爱情还有它的深层秘密，那就是相爱的双方都会放弃尊严，放弃个人的一切为对方着想，把什么都献给共同的爱。爱就是没有保留，这不同于友谊。所以，借用动物语言称为“驯养”，又有其传神之处。对这个特殊用语，儿童和成人，会各取所需，各得其妙，都能“悠然心会”。所以我说，从三岁到八十岁都能读的作品才是最好的儿童文学——它也是最好的文学。

    文采与“信达雅”

    刘：周先生的翻译非常有文采，能谈谈对文采的看法吗？

    周：这里要强调一点，所谓文采，并不等于清词丽句，不是越华丽越有文采。文采，首先是准确，准确产生美。我是学数学出身，特别欣赏英国数学家G.H.Hardy说的那句话：“美是首要的检验标准，丑的数学是没有安身立命之地的。”而数学中的美，就是准确的升华。

    当然，对于翻译来说，就要把原作者的文采，透过译者传递给读者。按照这一逻辑，译者最好的状态应该像一块玻璃，读者可以透过玻璃看到原作、看到作者。这实际上很难做到，或者说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不同的翻译作品总会有译者的痕迹。我年轻时喜欢傅雷、王科一，一方面我喜欢他们的翻译对象，喜欢巴尔扎克、罗曼·罗兰，喜欢简·奥斯丁；但另一方面也是喜欢傅雷，喜欢王科一，他们的文风多多少少对我有影响。如果问我在翻译中所追求的境界是什么，我想就是尽量把个人的痕迹减弱一些。所以我常常说，译者一般总得是“性格演员”（假想自己就是作者或作品中人物），而不能老是“本色出演”。

    刘：任溶溶先生说得很有趣，他认为“信达雅”不存在，其实只要一个“信”字就够了，如果原作达，那么我也达，原作雅，那么我也雅，原作不达不雅，我译得雅了，那还有什么“信”可言？

    周：我比较同意任溶溶先生的说法。对译者来说，文采不是译者添加上去的，译文的文采来自对原文透彻的理解。你对原作有了透彻理解，文采就有了一半。

    刘：这里还有个问题，就是在接近原作的过程中，光靠外语还不行。比如翻普鲁斯特，你就应该是普鲁斯特的研究者。我遇到过一个英语很好的译者，在口译一篇关于泰戈尔和徐志摩的发言时，老是说到“月牙儿学校”一词，我觉得陌生而怪异，转念一想，原来是“新月社”！可见，他缺乏这方面的研究。  

    周：你讲的这一点，让我非常惭愧。我觉得，我对翻译的作品没有什么特别的研究。  但要译大师的作品，即便不刻意研究，也得用心去贴近原作，去体会它们究竟好在哪里。若有机会得到文艺评论家的指点，则是译者有幸了。因此，今天我非常希望能够听到你对普鲁斯特的分析。

    普鲁斯特与“时间”

    刘：你对普鲁斯特其实是有研究的，这不仅从译文中，从第一卷的序言里也可以看出来。而我作为一个读者，最多只能谈点感受，或“猜想”。

    我想简单讲一下普鲁斯特这部长篇在人类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你在第一卷的序里已经说到，作者受同时代的法国大哲学家柏格森影响极深。柏格森的代表作之一是《时间与自由意志》，这是英译本与中译本的书名，法文原著为《论意识的直接材料》，但核心概念确实就是“时间”（事实上英译本正是在柏格森本人指导下完成的）。柏格森把时间分为两种，一是科学使用的以钟表度量的时间，叫“空间化的时间”；二是通过直觉体验到的时间，也叫“绵延”——这是他独创的概念。他认为绵延是唯一的实在，科学的时间只是人类的幻觉。与绵延有关的就是人的记忆了，记忆也被他分为两种：通过思维强制运行的叫“习惯记忆”，学习背诵等都包括在内；另一种叫“真正记忆”，那才属于精神活动，它是通过各种形象把人的经验保存下来的，它是自然浮现的而不是靠人力、靠理性牵制的记忆。只要对照一下普鲁斯特的长篇，就能看到，他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写作的，他笔下的场景都是自然浮现的，记忆滚滚而来，悄然而去，决不勉强控制。在第一卷里，甚至他关于记忆的不少议论，也和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中的话相重合。比他们两人稍晚，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哲学家，就是德国的海德格尔，他最重要的书是《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也是强调时间而排斥空间的，这一点上和柏格森十分相似。柏格森的哲学在上世纪初红极一时；普鲁斯特去世是1922年，这时他的长篇已经举世皆知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面世是1927年，正是这一年柏格森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在海德格尔影响越来越大之后，柏格森的哲学渐渐被冷落。海德格尔确实高明，无论在对既往哲学史的研究和扬弃上，还是在对新理论的充满说服力的论证上（他继承的现象学方法使他更显雄辩），都为柏格森所难以企及。但这三个很不相同的人，都紧紧抓住“时间”这一核心概念，这就很发人深思。看来，他们是抓住了上世纪初西方世界（主要是欧洲大陆）的一种时代精神。

    周：你这样一说，我倒想起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普鲁斯特这部小说的书名。我们知道，过去的中译本，书名是《追忆似水年华》，很美，且字字有出处（李商隐句“此情可待成追忆”，《牡丹亭》句“似水流年，如花美眷”），但我总感觉不够准确。普鲁斯特在去世前见到英译本书名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出自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且首字母与法文原书名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的首字母一样），唯美堪比上述中文译名，精巧则似更胜一筹。这在翻译上真可以说是“绝配”了，但普鲁斯特非常不满意，他写信给加利玛（即加利玛出版社的创办人）说：“这下子，书名全给毁了。”1980年代新推出的英译本，舍弃了这个“看上去很美”的书名，用了一个更贴近法文书名的译名In Search of Lost Time。拙译书名《追寻逝去的时光》，也是割爱（舍弃清词丽句之美）而得。为什么普鲁斯特那么不满意呢？很可能，就像你所说的，在他心目中，像柏格森和海德格尔一样，有一个最为核心的“时间”概念，译得那么华丽，却把时间概念取代掉，模糊掉了，这是他不能忍受的。

    刘：那么我们可以想一想，为什么在那个时代，他们会这样抓住“时间”不放？读过海德格尔的书就清楚了，那其实是对个体、对生命的重视，是把个体生命放到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个人的经验、经历和记忆，那是只有“绵延”，只有“时间”，才能串起来的；一扩展到“空间”上，就又是社会、他人、物质、理性等等了。个人主义在西方有悠久的传统，但只有到那时，才上升到这样一个空前的高度。海德格尔认为只有在走向死亡的个体身上，才看得到世界的本质；而在这样的生命过程中，充满了“畏”和“烦”。我们把普鲁斯特的小说和这样的哲学论述对照起来看，会发现一种相互照应、异曲同工的妙趣。前面说过，当存在主义哲学起来后，柏格森的影响就小下去了，但奇怪的是，站在这两位大哲学家之间的普鲁斯特，影响却越来越大——这是为什么？我想这就是歌德说的：“生命之树常青，而理论总是灰色的。”真正的好文学，不是概念的铺陈或理念的图解，它可以和柏格森的观念相合，但它的形象远远大于思想，它展现的是真实的永恒的活体，海德格尔可以从中获取养料，未来的超越海德格尔的人，也可从中找到新生命的源泉。文学的魅力永存。

    再从文学史的角度说几句。《追寻逝去的时光》无疑是西方现代派文学最重要的代表作（意识流文学的三大作家即乔伊斯、伍尔夫和普鲁斯特），经过这百来年的时光，再回过头去看现代派，我们应能概括地说几句了。传统的文学是发展得过于成熟的文学，如同成人说话，说多了容易让人生厌，成人总希望把世界描绘得略好些，让孩子的心态稍稍积极些，不要那么绝望，即使狄更斯那样的严厉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也还是不愿放弃浪漫的爱和光明的希望；现代派文学则如逆反期的青春少年，他们不满成人的管束，抓住成人忽视或掩盖的内容，斥之为“虚伪”、“欺骗”，他们以夸张的、病态的、决绝的态度写人生的一切丑陋、黑暗。不能说现代派文学不真实，也不能说它们不深刻，它们在文学发展上的贡献是前无古人的，但这是一种神经质的文学，它们艺术上的一大特点就是反审美舒适。孩子总要长大，逆反心态不可能持久。人只有裸体才能更换全身衣服，现代主义就是裸体的文学，但人不能永远裸体。所以，经过现代主义洗礼的新文学终将取而代之，回归审美舒适的过程已在缓慢进行，这是大部分读者都能感到的事实。而现在我们发现，普鲁斯特的长篇既是现代主义的代表作，却又并非反审美舒适的，这是现代派文学中的一个奇迹！现在读它，会发现它非常美，非常可读，除了篇幅实在太长，却是翻到哪页都能读下去的。所以，当现代主义退潮以后，这部作品的魅力却会永存。它是超越时代潮流的。

    周：正像你刚才说的，普鲁斯特具有很多现代主义要素，同时却具有审美舒适感。这也关系到文采。其实普鲁斯特的文采表现在各个方面，其中有一点不大有人讲到。涂卫群女士是研究普鲁斯特的专家，我的翻译过程中，她始终对照原著校阅我的初稿，不断给我提出意见。今年我们第一次见面，她就说：“你不觉得书中随处都有comique的东西吗？”我想她是说幽默，可她说：“嗯，不完全是幽默，就是可笑。你不觉得普鲁斯特笔下的‘我’这个主人公很滑稽很可笑吗？”我想想的确是这样，甚至他的书名有时也是蛮comique的。比如第二卷的书名，在法国我向普鲁斯特研究专家请教的时候，有两位专家在不同的场合不约而同地用了同一个词，说普鲁斯特第二卷的书名很ridicule（滑稽）。这对我启发很大。这个书名不好译，最老的译本是《在簪花少女身旁》，容易让人想到中国古典美女。后来常见的译本是《在少女们身旁》，这个书名则有所缺失了，因为原文中有一个“在什么什么的影子或庇荫下”的意思。后来我译成《在少女花影下》，我自己觉得表达了几分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滑稽。我觉得普鲁斯特的文采是超越于清辞丽句之上的，华丽两个字不足以说出普鲁斯特的好，如果一定要说，倒是韩愈说的“雄深雅健”，庶几近之。普鲁斯特在现代派文学里确实是个奇妙的存在，说老实话，倘若没有审美舒适，我也不可能坚持译了这么厚三卷。

    刘：他自己可能也没法坚持写完。现在，我们希望周先生能一鼓作气，早日译完这七大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