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复兴需要儒学

    日前，九卷本《中国儒学史》专家座谈会在北京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科院、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北京社科院等单位的儒学研究专家对九卷本《中国儒学史》的学术价值及中国儒学的研究、发展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由汤一介和李中华教授主编的九卷本《中国儒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是2003年教育部批准的“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重大攻关项目的子项目，全书约500万字，以历史发展为基本线索，上自先秦，下迄中国现代，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儒学发生、发展及其演变的历史过程，并以此为背景，由儒学延伸至经学，分别阐述了儒学与经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李存山认为，一部多卷本的《中国儒学史》对我们整体、宏观、历史、全面地认识和研究中国儒学和中国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梁涛认为，九卷本《中国儒学史》是目前最系统、深入、全面研究儒学史的一部著作。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教授陈战国认为，九卷本《中国儒学史》是一部学术精品，它可与《儒藏》相映成辉，是一部能够载入史册的大工程。

    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教授张广保指出这套九卷本《中国儒学史》的特点是“体大思精”，是一部贯通的、成体系的书，从规模看，目前没有超过这套书的儒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杨庆中认为，儒学内涵非常丰富，包括典章制度、思想文化、哲学形而上学等很多层面，研究起来，具有相当的复杂性。九卷本《中国儒学史》比较自觉地以哲学史的发展为侧重点，比较关注对儒学基本概念、范畴、命题的讨论和研究，具有较深厚的理论思考和丰富的思想内容，从而使这套书特点明显，又不同于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干春松认为，汤一介先生在《总序》中提到要从道统、学统、正统这三个角度去研究儒学的历史，因此，作品中可以看到对以往仅仅从哲学史的角度研究儒学史的一些突破。

    在研究方法上，《中国儒学史》采用文献分析、理论分析和经典诠释三者相结合的方法，并注重新史料的采用。杨庆中认为，注意运用出土新材料，反映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积极回应学界的看法，是保证这套书有很好质量的前提，同时，研究范式亦有所创新，尤其重视儒学个案研究及历史贯通、儒学与经学的结合研究。既关注经学而又不受制于经学，弥补了以前思想史著作的薄弱环节。在以往的思想史研究著作中，唐代多谈佛教，魏晋多谈玄学，清代多谈乾嘉，九卷本《中国儒学史》基本上立足于儒学的视角，探讨儒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对儒家学者个案的微观剖析。他谈到：“把以前人们对儒学史上研究相对比较薄弱的地方，透过九卷本《中国儒学史》给挖掘梳理出来了。”

    陈战国认为，正如汤一介先生在《中国儒学史》总序所强调的儒学必须是“反本开新”的儒学。反本就是寻找儒学中具有永久性、普遍性的价值，并把它发扬出来；开新就是服务于现代。并指出汤一介先生提出的从民本引出民主、从宽容精神引出自由、从责任意识引出人权意识的观点，让人很受启发。先秦卷材料收进了原来没有的竹简与帛书，增加了孔子之后的七十子，后面又加了诗论等，比较系统和完整，并且讨论得很深刻，就像《中庸》说的“致广大而尽精微”。整套书都做到了“致广大”，写进了很多原来没有的东西，以前没有这么系统地研究儒学的儒学史。“尽精微”，很多章节写得确实很精辟、独到、深刻，将会在学术界产生重要的影响。

    传统儒学面临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和对接的问题。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钱逊认为，儒学本身的发展，包括宋明理学的出现，儒学与其他文化思潮的关系，以及儒学如何适应时代的发展等问题都需要研究。有人认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是不相融的，没办法结合和互相吸取，要儒学就不能要马克思主义，要传统就不能要现代，这是很大的问题。儒学作为统治的思想体系还是作为文化的代表？儒学怎么处理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这些问题可以在九卷本《中国儒学史》中得到很多启发。历史上我们成功地吸收了印度佛教文化就是一例。今天我们遇到的是西方文化的问题，如何吸收西方文化并使其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营养的部分，这是需要继续考虑的问题。干春松认为，近代以来，制度化的儒家解体使儒学被视为“封建糟粕”而呈现花果飘零的境况，九卷本《中国儒学史》对儒学的价值具有重新估定的意义。儒家文化的复兴，重新整理儒家经典，深入开展儒家学术研究显得尤其重要。

    《儒藏》精华编将于2015年完成。汤一介先生认为，九卷本《中国儒学史》的出版，只是对儒学研究的第一步。还要在此基础上，着手研究“中国经学史”和“儒释道三教关系史”等学术课题，其目的即是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研究，追寻中华民族精神成长的历史轨迹，以达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迎接儒学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