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的魅力与挑战

    这些年，出门在外，碰到有人对我说，他是《文学自由谈》的读者，我会非常高兴，跟他热情握手；碰到有人对我说，他是《文学自由谈》的订户，我会特别激动，跟他深情拥抱（女订户除外）。同样，如果有人对我说，他是文学评论的作者，我会跟他握手；如果有人对我说，他是文学批评的作者，我会跟他拥抱。说这些话，是想说文学批评是既非常重要，又非常困难，既富于魅力，又充满挑战的行当。拿《文学自由谈》来说，创刊多年，经历了奇形怪状的事，见识了形形色色的人。诸多往事，历历在目，套用一句俗话，三天三夜也说不完。那就不说也罢。

    不说自家，只说一年前问世的《文学报·新批评》。别开生面的“新批评”，有人从正面看，看作风生水起；有人从负面瞧，视为风雨飘摇。但在广大读者心中，过滤掉虚妄的传言，就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已经刊出的许多文章，其延伸意义，已大大超越所涉作家、作品评价本身。比如，所有文化类报刊对本地文坛，历来避免说三道四。如是表扬，皆大欢喜；稍有不敬，则后患无穷。身居上海的《文学报》唾弃划地为牢，刊文批评沪上作家、作品，却似乎并未引起不良反应，从而成功营造出报章、批评者、被批评者的三赢局面。这亦表明，文坛许多人健康美好的想象，终于在《文学报》得以实现。

    自然，对批评的角度、尺度、效果之类，常有不同看法。这很正常，可以交流。比如，有论者撰文盘点2011年文学批评的行情，认为“新批评”对某作家的质疑不符事实，激起了公愤。这显然属于误判。激起公愤，其实是一件高难度的事情。不要说文坛上鸡零狗碎的是是非非，就是直接关乎衣食住行的物价，持续涨起来，也不曾引起公愤；直接关乎生存质量的钱包，持续瘪下去，仍不曾引起公愤。可见，群情激愤的状态，已成为一种现实中的奢侈。即或属于蓄意降低某作家或某作品的文学评价，顶多引起私愤而已。而此类私愤，往往除了当事人，可能再添上利益相关者（比如书商）、情感相关者（比如亲朋）、志趣相关者（比如粉丝）。但就是将这几伙人聚拢，依旧小圈子，形不成公愤的规模。

    十多年前，我曾在《光明日报》上写过几句话，说的是，积多年体验，在身临其境的这个文坛，高风亮节的人，虚怀若谷的人，对批评喜闻乐见的人，很少很少，乃至凤毛麟角。多年过去，整个文坛不仅未见长进，反有每况愈下之势。一个个煞有介事的文坛头目、文坛宿将、文坛新宠、博导硕导，一沾批评，便窘态毕露，无一不用小肚鸡肠，无一不用狭隘偏执，无一不用自大自恋，来验证我对文坛的判断。

    并非站着说话不腰疼，在我看来，一个作家，尤其是一个在文坛顺风顺水的作家，大可不必一听到批评，便统统认定为不怀好意。别人消遣你，你可以反消遣，争取比对方更有智慧。别人敲打你，你可以反敲打，争取比对方更有力量。你也可以有错认错，态度诚恳会让你扭转被动、柳暗花明。当然，你还可以保持沉默，鲁迅早就传授过，最高的轻蔑是不予理睬，而且连眼珠都不转过去……总而言之，你听到逆耳之言，可以有无数种对策，唯一不可取的，是那种死要面子的举动。

    十来年前，就在上海，一位散文作者宣称，他将终结文化苦旅，踏上法律之路，把“侵害”过他名誉的报刊一一缉拿，推上法庭。那种胜券在握的口气，就仿佛他大舅管着法院，他二叔管着班房。始料未及的是，原以为笃定打赢的一场官司，一审输，不认输，再上诉，终审以完败收场。写作著了名或是被著名，作为公众人物，享有高浓度的社会声誉，内心深处，已俨然上流人士。当遇到舆论的监控，却又将自己“降格”为弱势一族。这种上下通吃，好事占全，其实天道难容。明镜高悬的法庭，在此案审理、裁决中，于情于理于法，皆妥帖备至。该作者对此理应心怀感恩。法院不仅中止了他的诉讼，更是消解了他的狂妄，帮助他解脱了更多的尴尬。

    文学批评不等同于珠宝鉴定。它不负责核对生活中的事实，而只是着眼于核对文学中的道理。所以，锋芒毕露与疏漏简单并存，就往往在所难免。拿“新批评”来说，其瑕疵似乎是，在不该留余地的时候迟疑了，在应该留余地的时候吝啬了。某些文章，分析不够，显露出企望一剑封喉的急躁；某些文章，口气过大，显露出妄加评判而不自知的浮浅；某些文章，欲言又止，显露出想吃羊肉又怕惹上膻气的胆怯。所以，尽管我把“新批评”当作芳邻家的掌上明珠，喜爱至极，但如果有对“新批评”的批评，又愿意赐予《文学自由谈》，我当促其第一时间出笼。总而言之，我祝福刚满周岁的“新批评”，坚定而无畏地走下去，让牵挂你的人，喜欢你的人，讨厌你的人，愤恨你的人，一期比一期多，一年比一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