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论教材的重建

    重视文化语境的重建，在理论层面进行深入阐发，将传授知识与培养学生的学术探索意识结合，正是《新编》对古代文论教材建设的贡献。

    《中国古代文论新编》，

    李春青/主编、姚爱斌/副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9月第一版，35.00元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诸先生相继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著作，树立了中国古代文论教材编写的典范。八十年过去了，中国古代文论教材的编写，虽不如中国文学史教材那样繁荣，至以千数计，但总数也很不少。数量虽多，可是套路既已形成，后来者难得有新意、有突破。李春青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文论新编》（下文简称《新编》）却在众多同类编著中别具特色，谓之“新编”，名副其实。

    处处体现文化诗学研究方法的精神，此其一也。李春青教授向来主张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首先应重视文化语境的重建，进而要在文本、体验、文化语境之间穿行。《新编》可谓将这一主张落到实处。《新编》每章都在对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论文本进行细读的基础上，撰写一节“相关问题概说”，梳理该时代的历史文化语境，尤其突出社会变化对学术沿革的影响，又将文论的生成作为整体学术、思想状况的有机组成部分来描绘，揭示出每一时代文论得以形成的根基之所在。如《新编》将儒、道两家文论置入先秦社会“礼崩乐坏”的总体过程中进行考察，将两家对文学的看法视为两派士人为乱世制定法则这一共同的“救世”活动的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区分了儒、道两家文论思想的根本差异，并论述了儒家内部孔、孟、荀三家文论的相同、差异及其关系，使先秦文论得以生成的脉络清晰地呈现出来。这比起以往教材将先秦诸子的文论割裂开来“分而治之”的编撰方式更胜一筹。

    重视理论阐发，此其二也。以往较好的中国古代文论教材在文献爬梳方面已经达到很高的成就，然而，中国古代文论之所以有研究的必要，是因为古代文论有可供今人发掘的丰富资源。仅仅停留在文献爬梳，而不在理论层面对古代文论进行深入阐发，那么，故纸堆仍是故纸堆，终究不能形成新思想。《新编》十分重视在理论层面对古代文论的重要思想进行阐发，这不仅体现在编著者总是首先将古代文论观点置入中国学术思想的时空中进行阐发，而且也体现在编著者总是注意将古代文论观点与其他文论资源相互参照、对比（并不是简单地比附）。例如《新编》介绍荀子对“性”“伪”关系的论说时引弗洛伊德的压抑理论互参，介绍孟子的性善说时引弗洛姆关于人的潜能与善恶关系的论述互参，介绍“发愤著书”说时引阿德勒关于创伤性体验的论述互参，等等，对开拓学生的视野无疑大有好处。

    尝试将传授知识与培养学生的学术探索意识结合在一起，此其三也。限于当下的教育理念，一般教材以传授已被学界广泛接受的知识为己任，却对培养学生的学术探索意识重视得很不够。《新编》则不然。《新编》所设置的“相关问题概说”，比起其他教材的“背景介绍”不仅内容丰富得多，而且在撰写方式上也有较大的差别。这些章节大多都糅入了撰写者自己的学术研究心得，将自己的研究路数呈现在读者面前，例如第一章讲“《诗》的功能从西周到春秋的演变”、第四章讲“作为文体论的《文心雕龙》”其实都是作者辛勤研究的结晶，对激发学生的学术探索意识十分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