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离现在有多远

    手中这本厚厚的书是著名报人、韬奋新闻奖获得者李乔的杂文集。在某些人看来，以文结集出版的书，往往意思不大。不过，这种认识过于武断了，例如早年间孙犁的《耕堂杂录》，又比如这本《今古咫尺间》，意思可谓很大。其实，书好不好，关键不在组合的形式，而在于包含的内容。

    李乔兄主持《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十数载，殚精竭虑，将该刊打造成了“理论宣传领域中的一面旗帜”。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居然能有如此多的著述。多已非易事，既多且好则尤其之难。这本书随便翻开一页，你就会读进去，读下去，接着再调转头，把前面的文字也一口气读完。

    “今古咫尺间”是作者治史与办报的思路，也是这本著作的主线。所谓“古月照今尘，今月照古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正因为有这条明确的主线，整部作品构成了一个援古证今、借古喻今的有机体。按照清代桐城派姚鼐的观点，好文章要兼顾义理、考据、辞章，曾国藩又加了一条经济，也就是要能经世致用。以此衡量，李乔兄的杂文，颇具桐城气派。

    我一向认为，历史并不存在懂不懂的问题，只有知不知的问题。你看了就知道，不看就不知道。史学的本旨在于求真，而求真的前提是要掌握史料。这本书之所以好看，原因之一就是史料丰富。李乔兄是历史专业出身，但所读之书却不限于历史，相当庞杂。不同领域的博览为他的杂文提供了新颖的思路，巧妙地拉近了历史同现实的距离，让我们更容易地从历史中，看到现实的影子。

    绍兴师爷天下闻名，《“屡败屡战”发微》一文便讲述了“师爷笔法”的厉害，随意找个理由，就能把好人说成坏人，坏人说成好人；随手改几个字，就能让文意逆转，变过为功，改褒为贬。相传，曾国藩与太平军作战时一度总打败仗，向咸丰皇帝乞援，上的折子中有一句是“臣军屡战屡北（败）”，师爷马家鼎直接将其改为“屡北屡战”，颓唐之意顿失，昂扬之气立显。果然，咸丰皇帝读罢奏折，龙心大悦。“屡败屡战”一词由此流传，后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先生，也是以此精神鸣世的。

    李乔兄的文章往往从一个不起眼的说法谈起，旁征博引，纵论古今。比如说“臭老九”这个词，一般人都知道是“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蔑称，但其源自何处呢？这要上溯到蒙元时代的等级制度，所谓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读书人的地位排在娼妓之下，仅比乞丐略好。早在那个年代，做官为吏，就是无可争议的人上人了。到了民国年间，读书人的顺心日子没过多久，抗战全面爆发，国统区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生活水平极差，薪水甚少，于是有人将其排在国民党士兵“丘八”之后，称为“丘九”。不过换个角度看，也可说明抗战时期的军人之苦。“文革”大概是读书人最黑暗的岁月了，老九就老九吧，还是“臭”的，排在他前面的，依次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八种坏蛋，知识分子位列末等，蒙元时代排在他后面的乞丐，早已晋身“领导阶级”了。

    简单地勾勒历史的线条是容易的，具体地考证历史的细节是艰难的。历史学者的价值，就在于他立于今古之间，将古人的故事，铸成今人的镜子。学者吴江教授说过：“‘重新认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课题。”但“重新认识”谈何容易啊，这需要战胜的是人们根深蒂固的既有观念。书中的《读史鳞爪》中谈到《红岩》中的江姐。其原型江竹筠在狱中时双手被施以了什么刑罚？大家都会说是钉竹签子。但考证文献的话，却不是这样。江竹筠实际受的是拶刑（也叫拶指）——以绳子穿五根竹筷子或小木棍，夹住手指用力收紧，使受刑人极度疼痛。也许觉得夹手指听起来不如钉竹签子残酷，尚不足以彰显烈士的英勇，所以人们宁愿相信钉竹签的说法。

    一篇篇精彩的杂文汇成的这部集子，读来不忍释卷。这不是一部简单的论文集，它史料扎实，且思想深刻。李乔兄是位报人，一般来说，由于时效原因，报人行文往往略假思索便一蹴而就，但李乔兄却不是这样。据称，每作一文前，他必将相关资料尽收桌前，反复酝酿后才肯动笔。可以说，他的每篇文字，都是呕心沥血之作。也许只有这样铸就的篇章，才具备让今人“重新认识”历史的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