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去美国的中国人

    19世纪40年代，随着加利福尼亚等地金矿的发现，中国劳工开始移民美国，加入了西海岸淘金者的行列。到1851年底，这样的淘金客人数已多达25000人左右。在这股来势汹涌的移民潮之前，有没有中国人踏上美利坚的土地呢？也还是有的，从各种零星资料中可以得知，前此有若干零星的先行者，他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美国的东海岸。

    中美之间的直接交往开始于1784年，这一年一艘名为“中国女皇号”（Empress of China）的商船于2月22日离开纽约，同年8月28日到达广州，次年5月12日返回纽约，共投资12万美元，获利3万美元，利润高达25%。跟中国人做生意可以赚大钱，这一消息让商人们极为兴奋，纷纷行动起来，致力于对华贸易这一大为有利可图的事业。最早去美国的中国人正是跟着这样的商船漂洋过海来到新大陆的。

    第一艘将中国人带到美国的商船是“智慧女神号”（Pallas），当时它主要在印度和中国之间进行贸易，但是当“中国女皇号”的消息传来之后，船长奥多奈尔（John O’Donnell）立刻决定将在中国购买的茶叶、生丝等商品直接运往美国。为了完成这次环绕地球半圈的长途航行，他招募了一些印度水手和三名中国人。“智慧女神号”绕过好望角，穿越大西洋，于1795年8月9日到达巴尔的摩。上岸之后，奥多奈尔重利轻义的本性立刻暴露出来，他不但没有支付给手下人承诺的报酬，甚至连回国的路费也想赖掉。面对这批陷入困境的水手，一位名叫霍灵斯华斯（Levi Hollingsworth）的正义之士伸出了援助之手，他把这批可怜的水手接到自己家里安顿下来，几个月后又把他们带到了费城，向当时的最高立法机构——大陆议会（由东部13个州的代表组成）提出申请，要求在这批水手被遣送回国之前，一切费用由议会承担。议会相关部门经过审议后，决定由费城所在的宾夕法尼亚州承担这笔费用。当时负责宾州行政工作的是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他一直对中国和中国人很感兴趣，欣然接受了议会的决定。这三名中国人和其他印度水手在费城生活了十个月后，又被带回了巴尔的摩，这时奥多奈尔船长已经回心转意，准备把他们送回中国。然而就在此时，这一批水手突然失踪了，他们后来是回到了故土，还是继续留在了美国，命运又如何，没有任何文献记录，成为一大疑案。

    就现有的文献来看，最早见过中国人的，无疑就是美国巴尔的摩和费城两市的居民。

    下一批踏足美国的中国人是跟随范罢览（Andrew E. van Braam）而来。范氏出生于荷兰，1758年被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往中国，在澳门和广州先后工作了15年，他很早就表现出对美国的兴趣，1783年英美签订《巴黎和约》宣告美国正式独立后，他移居到美国并于次年成为美国公民。此后他又重新效力于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出任代理人。1794年他作为荷兰德胜（Isaac Titsingh）使团的一员前往北京庆祝乾隆登基60周年。此后不久他与东印度公司闹翻，辞去在广州的职务准备返回美国。在广州，范罢览收集了大量中式家具、瓷器和绘画作品，为了把这批宝贝安全地运抵美国，他雇用了一批水手，其中有五名中国人。他们乘坐的“路易丝夫人号”（Lady Louise）于1796年4月10日到达费城。范罢览在卜居费城期间为当地人办了一次中国艺术品展，是美国历史上的首次。但是费城人并不因为这次视觉的盛宴而感激范罢览，反而很眼红他的财富，不断给他制造麻烦。1798年7月，不堪忍受的范罢览离开美国回到了荷兰，后于1801年11月在阿姆斯特丹去世。关于范罢览的生平有不少历史资料，但其中很少涉及他带到美国的那五名中国人，所以他们后来的情况现在已不得而知了。

    继前面两批中国水手之后来到美国的是一名中国商人，他在美国的文献记录中被称为Punghua Wingchong。他于1807年秋天抵达美国，目的是向几个美国商人收回欠债，这几个商人在广州做生意时曾向他的父亲借过钱。1808年夏天当他结束讨债准备返回广州时，美中之间的航路已经中断。原来此时英美之间关系紧张，战争随时可能爆发，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总统下令所有美国船只停运，以免在航行中被英方捕获，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绝大多数船主都服从了政府的命令，但也有个别商人想发国难财，其中最为蠢蠢欲动的是心术不正而精明能干的阿斯特（John J. Astor），此人看到禁运已经使中国货特别是茶叶、丝绸等商品短缺，认为借此正可以大捞一笔。当他听说Punghua Wingchong急于回国的消息，立刻灵机一动想出一条妙策，怂恿这位中国债主给美国总统写信，要求网开一面，允许他雇用船只打道回府。总统在权衡之后同意了申请，主要是觉得这样的亲善之举早晚会被清政府了解，有助于维持和发展两国间的关系。1808年8月12日，阿斯特的“海狸号”（Beaver）在众目睽睽之下堂而皇之地开出了纽约港，向广州进发。Punghua Wingchong最终安全地回到了老家，几年后一位美国商人提尔登（Bryant Tilden）还在广州见到过他，并在日记中写下了他们之间的交谈。从提尔登的日记中我们又可以得知，他本人在1813年曾经带一位名叫Washey的广州人到了美国，Washey在美国呆了两年后又回到了广州。

    此后来美国的五名中国人有一个共同的经历，他们都曾在位于康涅狄格州康瓦尔（Cornwall）的传教士学校学习过。这所学校由美国海外传教部总会于1817年建立，目的是培训外国的年轻人成为牧师，学成后回国传播福音。第一个注册的中国学生名叫Wong Arche，他是由一位美国商人从广州带来的，但他对于学校的各项严格的规章制度显然很不适应，1818年入学不久，就因为屡次触犯纪律被勒令退学。在他之后来的是出生在马来半岛的中国人Botang，他小时候被人贩子卖给了一个广州商人；是美国驻广州的第二位领事斯诺（Samuel Snow，1794—1804年在任）将他带到了美国，但他同样不适应传教士学校的规矩，很快也就退学了。此后就读于这所教会学校的是兄弟俩——Ah Lan和 Ah Lum，他们的父亲——很可能是一位广州商人——希望儿子在这里能够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但这一对难兄难弟学业很不上心，经常打打闹闹，在这个学校1825年关闭前勉强完成了两年的学业。该校最后一名也是最好的一名中国学生是林阿适（Liaon Ashee），他于1820年左右流落到波士顿，举目无亲，靠做手工糊口，后来在当地著名牧师詹克斯（William Jenks）的帮助下来到了康瓦尔，他在传教士学校攻读了三年（1822—1825）后，于1825年底返回广州。林阿适后来为人所知，主要是因为1839年他被林则徐聘为英文翻译，英美早期的来华传教士如马礼逊（Robert Morrison）、雅裨理（David Abeel）都曾经在著作和书信中提到他的这一工作。为人们所忽略的是，林阿适很可能是近代中国最早的新教教徒之一，虽然没有确切的记录，但考虑到他在教会学校长期学习，以及良好的表现，他在学校期间加入新教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林阿适是一个值得记住的名字。

    以上的这些中国人都是男士，19世纪早期是否有中国女士来到美国呢？有的，但可悲的是，她们都是作为展览品被运到美国去的。她们的容貌、身材、特别是小脚成为美国观众猎奇的对象，“进口”她们的是美国的一些马戏团和展览团体。她们大抵没有留下姓名，唯一一个有名有姓的是Pwan Yee Koo，关于她的广告词是这样写的：“一位真正的中国美人，两英寸半的小脚，17岁的妙龄，第一位来到蛮夷之邦的大家闺秀。”也许因为是大家闺秀，所以留下了姓名吧，至于她如何会流落到蛮夷之邦，则已经完全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