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的两篇序言

    1949年，司徒雷登黯然告别生活了45年的中国，回到美国。三个月后，他突发中风病倒，虽经治疗有所恢复，但严重的后遗症使他在轮椅和病榻上度过了人生的最后13度春秋，直到1962年逝世。在回到故乡生活的最后日子里，中国的生活经历是他时刻不能忘怀的。大病初愈后，他便一直在友人斯坦利·洪贝克(Stanley K. Hombeck)博士以及助手傅泾波的帮助下，为自己的个人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传教士和大使司徒雷登的回忆》（Fifty Years in China—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撰写结尾章节。在这些最后的章节里，他抒发着自己对中国“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情感。完稿后，他邀请两位对自己的中国经历相当了解的友人——一位是美国陆军五星上将马歇尔将军（George Catlett Marshall，1880－1959），另一位则是胡适先生——分别为自己的自传作序。

    马歇尔所著序言之始末

    1954年3月28日， 马歇尔在给司徒雷登的回信中，欣然应允为其自传作序。发出此信后序言很快写就并送达美国兰登出版公司的责任编辑大卫·麦克杜威尔（David McDowell）。蓝登公司在仔细研究了马歇尔的序言后，感到很有商榷的必要，1954年4月23日，大卫·麦克杜威尔就序言致函给司徒雷登，全文如下：

    司徒雷登博士：

    我已收到马歇尔将军所写的序言，这对您来说是个多么完美的称颂啊。它对于把您介绍给那些由于对中国事务一无所知而不能立即认可您的读者来说，相当有帮助。

    在昨天的编务会议上，我宣读了马歇尔将军的序言，编委会就其展开了长时间的讨论，这就是我这封信要谈的内容。

    我们感到，称马歇尔将军所写的为自传序言是个误解，因为正如马歇尔将军所说，这是对您这个人的介绍。因此，我想知道是否您愿意与马歇尔将军就此沟通，询问有无可能将他写的评介称之为关于司徒雷登博士的引介。我们认为，如此将更加准确。并且，如果马歇尔将军同意的话，这样的改动将为我们删除马歇尔将军所写最后一段的第一句话成为可能。

    一些编辑认为，这句话可能会在出版社引起不少议论。一些审稿人可能会以此开玩笑，并且，不幸的是，他们甚至会为马歇尔将军没有读过这本书而发笑。我们肯定不愿意听到任何对于这部长篇而重要的著作的轻慢评论。我相信，如果您就此协商于马歇尔将军，他将会同意。为您可能将致函于他所计，我附上了备用的修改稿，以备您征得他的同意。

    当然，如果您或马歇尔将军反对上述意见的话，我们也很乐意原稿照发；另外，马歇尔将军也可作任何他愿意的改动和增删。

    愿烂漫的春天能愉悦您。我们期待大作出版，并愿意听取您的意见。

    大卫·麦克杜威尔

    信中的措辞极其慎重和婉约，但清晰地表达了如下两个要点：其一，马歇尔所写的评介是对司徒雷登的个人品格和一生贡献的介绍，但不是对自传一书的介绍；其二，编辑们认为最后一段第一句话不妥，应当删去以免有负面评论。这句话具体是什么信中并没有复述，但从上下文推测，这句话可能会让人理解成马歇尔自己并没有读过自传这本书。这个推测在1954年3月18日马歇尔致司徒雷登的信中得到了证实。信的全文如下：

    司徒：

    周二我在枰贺斯特收到了你的便函后就想赶紧告诉你，我将很高兴为你的自传撰写序言。你自传中拟订的章回标题对于我的目的来说是足够了。

    希望你享用现在的康复，大约5月1日我从冬栖地回来后，将立即安排去你家中探望你，或请你来李斯堡。

    自去年9月以来，我因罹患病毒性流感而不适，现已痊愈。希望你别染上。万一染上了，需休息4—5个月，如果在患病后的12个小时内用金霉素和青霉素，则能在2—3天内恢复。

    祝好。

    乔治·马歇尔

    从信中表述看，马歇尔认为阅读司徒雷登自传中的章回标题对于自己了解这本书是足够了，对于为这本自传写一个前言也足够了。他确实没有从头到尾阅读过此书，也不想讳言这一点。马歇尔为司徒雷登所写序言是在1954年所作，时年74岁，健康已欠佳，患一个病毒性感冒尚需要休息约半年之久才能康复，要求其阅读一个长达392页的书稿并全面精到地对此进行评论，实在是勉其所难。

    对于蓝登公司来说，正如责任编辑大卫·麦克杜威尔在上述致司徒雷登的信中所言，马歇尔所作的介绍对于把司徒雷登介绍给那些由于对中国事务一无所知而不能立即认可司徒雷登的读者来说，相当有帮助。1945年12月，马歇尔作为驻华特使抵达上海，负责“调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1946年11月军调失败后，马歇尔回国。1947年1月，他出任国务卿，6月提出“欧洲复兴计划”，人称“马歇尔计划”,其内容是对被二战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马歇尔1949年1月辞去国务卿职务，1950年9月至1951年9月任国防部长。由于其在二战期间的杰出贡献以及其战后力主实行的欧洲重建计划，马歇尔于1953年获诺贝尔和平奖。写序言的1954年，马歇尔在美国的声誉达到顶峰，因此，他对读者的影响力又是蓝登公司所看重的。但是，兰登公司对序言形式和内容的要求并没有因为马歇尔将军的身份和地位而忽略或降低。他们虽然敬重马歇尔并想借助其影响力感召读者，但还是认为马歇尔所写的内容称为序言不大贴切，建议把标题改为《对司徒雷登其人的评介》。

    上述蓝登公司编辑麦克杜威尔的信件经司徒雷登转给马歇尔后，马歇尔的秘书斯比曼（M. L. Spilman）1954年4月28日回信给司徒雷登，告之马歇尔完全同意蓝登公司的建议，并已在蓝登公司为其修改的文稿上签了名。这份文稿就是最终版序言，标题为《关于司徒雷登的引介》（A Prefatory Note on John Leighton Stuart）。主要内容如下：

    对司徒雷登博士作介绍，是我的欢庆和荣幸。

    按照我的记忆，我第一次见到司徒雷登博士，是在南京，在一九四六年的晚秋。他被日本人监禁多年，到美国休整游历了相当长时间之后，那时刚刚返回。

    我们谈论了当前的形势，他的反应给予我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后来我对国务院建议任命他担任驻华大使；当时我只是我国总统的大使级代表。我所以如此建议，是由于司徒雷登博士在中国有五十多年的经验，还鉴于他的气质、个性和他的性格。有司徒雷登博士在我身边，我就有了比五十年还多的、没有由于个人涉及中国政党而产生的、有偏见的广泛经验。当他被任命时，我发现他的建议和出众的协助，对我的帮助是无价的。

    胡适所著序言之始末

    据耿云志《胡适年谱》，胡适和司徒雷登相识于1921—1922年间。1921年4月28 日上午，胡适曾到燕京大学讲演。但这次两人是否晤面不得而知。可以确认的是，1922年3月4 日，司徒雷登曾就燕大国文部主任人选一事和刘廷芳一同访问胡适。此后两人时有来往。司徒雷登和胡适曾分别任中国两所著名大学的校长，都曾担任过驻对方国家的大使，他们都不仅非常了解自己的祖国，也非常了解派驻国。两人并在同一年（1962 年）逝世。 

    司徒雷登请胡适写序言其时，胡适正居于纽约。胡适所写序言，与马歇尔的序言相比，是严格意义上的本书序言，他仔细地通读了全书，并将感想一一道来，凡引用书中所述，皆标明出处，属标准的文人序言，极其符合蓝登公司编辑的要求。

    首先，胡适认为，作为一个新教传教士，司徒雷登的幸运在于最后终于成了一名教育传教人而非福音传教人；他提请读者从历史上看，教育传教人的影响一向总是比福音传教人大得多。莫里森（Robert Morrison）在东方的27年间，只为十个皈依基督教的人施过洗。但是他的学术工作、他的圣经的中译本、他的中文字典、他创办的第一个用近代金属活动字模的印刷厂，在东方的新教传教世界里留下了持续的影响，并在中国开创了一个新教传教士教育家的伟大世纪。胡适当时的这番言论放在今天来看也不过时，可谓目前西方汉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之一。

    其次，与此相关，他盛赞司徒雷登对燕京大学的贡献，这个贡献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使其从无到有，从有到卓越；二是这所美国传教士创建并主办的学校，完成了其本地化的过程，建设了与中国机构相比毫不逊色的中国学研究部门。胡适特别提到燕京的一些中国学者，尤其是洪业博士（William Hung，洪煨莲），他在燕京建立了一个非常优异的中国图书馆；他们编辑出版了优等的《燕京中国研究杂志》以及非常实用的系列——《哈佛燕京中国学索引系列》。

    第三，在肯定了司徒雷登对中国教育界的贡献后，胡适话锋一转，以冷静而平实的笔调，简略地叙述了司徒雷登在中国的最后岁月，也就是担任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的岁月。显然，胡适认为，司徒雷登在教育界的成功并未能复制到他的政治生涯中。

    在其后的篇幅中，胡适很难平心静气了，笔下流露出的是对司徒雷登误入政界的惋惜以及对美国政府中国政策的抱怨，并为美国政府对司徒雷登的不公正对待打抱不平。作为一个曾经的中华民国驻美大使，胡适对司徒雷登这个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是惺惺相惜的，他认为，美国政府和马歇尔希望司徒雷登去完成“马歇尔使命”是不现实的，这个使命的目标被归纳为“尽快……以和平、民主的方法使中国统一”，并分成两个步骤来实现：第一个目标是要使中国建立一个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要能够有合适、有效的代表；第二个目标是要“取消”中国共产党的自主军队，并把他们“改编到”国民军中。显然，这个目标在当时共产党武装发展壮大并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群众热情拥护的形势下，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胡适认为司徒雷登在政治上是天真的，而胡适特别能理解这种天真，他甚至嘲讽这种天真，并不是因为他的政治敏感高司徒一筹，而是因为他与司徒雷登多少有着相同的“被政治”的经历和遭际。胡适说：“所有我所说的这些看来似乎尖刻的话，毫无奚落在那个理想主义时代的这些理想主义的政治人物的天真烂漫的意图。实际上，在那个理想主义膨胀的时代，我在国内和国际政治上也是一个天真烂漫的新手。”从这段话中，我们多少能品出胡适自己对其政治生涯的反讽。1948年4月3日，蒋介石认为中华民国宪法为内阁制，实权在行政院，所以想叫国民党支持无党籍的胡适出马竞选行宪后第一任中华民国总统，等胡适当上总统后再任命蒋中正为行政院长，胡适也同意了，但蒋中正后来因国民党“中执会”还是支持他选总统而变卦。二是1949年4月6日，胡适应国民党政府要求前往美国当说客，为解决国共内战问题寻求美方的支持，但4月21日船抵旧金山时，得知共产党的军队已渡江，国民党败局已定，胡适失败而归。因此，司徒雷登和胡适多少是“同命运，共患难”的。

    马歇尔不仅是司徒雷登走上政坛的引荐者，而且私下相交甚笃。由于对其经历、品行等了然于心，序言可谓将军手笔，任意挥洒，一蹴而就。但马歇尔没有去触及关于司徒雷登最为关键和敏感的话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是非功过，这确实是个遗憾，而这个遗憾由胡适的序言弥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