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头发、爪甲

    佛教虽起源于印度，而在东土中国生根且遍地开花，大要是因为其教旨奥博和宽容。救苦救难、大慈大悲、普度众生等等似口头禅的成语多出于佛典。要入佛门出家当和尚，既不用考试或审查，也没听说要缴纳费用之类，第一道程序就是剃掉头发，俗称“剃度”。这是有别于世界上所有宗教的最明显的特征。所谓勘破红尘，入皈佛门，这一极其艰难的心灵历程实非我辈凡俗所能体验于万一。或因贫困无衣食之源，只好去做小沙弥；抑或迫于情势，不能见容于时而遁入空门……总之，在与佛徒相对而言的俗人看来，不仅仅是参禅诵经苦行修炼而已，还难在剃掉头发。故旧时有“带发修行”一说，如苏东坡家之朝云，《红楼梦》中之惜春等，毋庸赘举。那么，佛徒是怎样看待头发及爪甲的呢？

    先引录一节《大唐西域记》卷一“缚喝国”的文字：

    ……既闻法诲，请所供养。如来遂授发爪焉。二长者将还本国，请礼敬之仪式……二人承命，各还其城，拟仪圣旨，式修重达（当作“建”字），则释迦法中最初窣堵波也。城西七十馀里有窣堵波，高二丈，昔迦叶波佛时之所建也……①

    讲的是“如来初证佛果”，两位虔诚长者亲聆了教诲，请赐纪念物以作供奉。于是，如来“遂授发爪”。回国后在城西建二丈塔以供奉佛祖的发爪。这就是最早的佛塔，梵语音译为“窣堵波”，又称浮图、浮屠或佛图，也就是后来世俗所称的宝塔。

    再看汉文《大藏经》中的相类记载。《十诵律》卷六十五“比丘诵”里一位居士对佛祖言道：愿赐一物以为供养。于是：

    佛与发爪，言：“居士，汝当供养是发爪。”居士即时白佛，言：“愿世尊听我起发塔、爪塔。”佛言听起发塔爪塔，是名起塔法。②

    看来，佛教之初对于发与爪甲是非常看重的物事呀！所谓宝塔绝不是收藏金银器物或供旅游玩赏而建。据考，佛教在纪元之初已传入中土，时当西汉末叶③，其所历劫波随着历朝历代帝王的好恶而兴而衰。东晋之后就有好多位帝王信佛。南朝的梁武帝萧衍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梁书·武帝纪下》说他“笃信正法，尤长释典，制《涅盘》《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他还亲到同泰寺、阿育王寺讲经弘法，而“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馀人”。史籍上记载得更具体的是梁武帝大同元年（公元535年）闻扶南国（靠近印缅中南半岛诸国的古称）有佛发长一丈二尺，于是下诏令派遣沙门释云宝前往迎取。大同三年（公元537年）的八月“改造阿育王寺塔，出旧塔下舍利及佛爪发，发青绀色……按《僧伽经》云：佛发青而细，犹如藕茎丝”。

    关于“阿育王寺塔”须简单交代几句，阿育王是古印度孔雀王朝全盛时期的君主，他弘扬佛法，立为国教，并在所有佛教地域广建寺庙塔约八万四千有馀，中土的“阿育王寺”即其中之一。晋朝南渡后孝武帝太元初（约公元378年）有胡僧慧达在长干里一带找到阿育王塔遗址，发掘中“一碑有铁函，函中有银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发各一枚，发长数尺”。到太元十六年（公元391年）“又使沙门僧尚伽为三层”，这就是上面说的梁武帝萧衍改造重建的“阿育王寺塔”，距东晋孝武的发现又过了将近150年。不过，虽经战乱和岁月沧桑，仍有不少重要发现，计“铁壶以盛银坩，坩内有金银罂，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圆正光洁；函内又有琉璃碗，内得四舍利及发、爪，爪有四枚，并为沉香色……”下一年，即梁武帝大同四年（公元538年）“九月十五日，高祖（指萧衍）又至寺，设无大会，竖二刹，各以金罂，次玉罂，重盛舍利及爪、发，内七宝塔中”④。

    引录这些文献和史籍，全在说明佛教的宝塔，其原始意义只在供奉珍藏爪甲、头发和舍利子。前引《十诵律》《大唐西域记》是为明证。有人曾指所谓塔，实际上就是高僧或佛徒的坟或墓所，似也不无道理，因为佛徒是不留尸体的。火葬随佛教而传入中土，前举的《十诵律》的汉译者鸠摩罗什是著名高僧，印度人，去逝后即火化于长安，时当东晋安帝义熙九年（公元413年），应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火葬了。⑤凡佛徒高僧火化后的遗留，一为逝前的发、爪，再即火化后的舍利子。舍利子并非个个都有，唯有道德高尚者才可能在火化后出现。试想，细若藕丝的一茎头发，如粟粒大小的舍利子，爪甲虽不见形状其大小似也能想象，则作长期保存之难可想而知了。加之金函银壶琉璃碗之类的盛器，更加之以无数世代帝王后妃富豪们的施舍珍宝，那么历经世事沧桑的数千年，也就是为匪盗及所有权势阶级惦记窥测的数千年！连虔诚的信徒们似也早忘却“宝塔”的原始意义，数千年前阿育王所创建的那八万四千佛寺塔，如今还剩多少？

    关于为世变所迫，不见容于时而遁入佛门的情况，如明清改朝换代之际的朱明王朝后裔、画家石涛、八大山人以及弘仁。还有学者桐城方以智、番禺屈大均……有时闲中翻读画史之类，每看到“甲申后为僧”“甲申鼎革皆遁入空门”等往往会掩卷而叹并感慨系之。如方以智晚年薙发入佛，法名无可，就显然不是衣食温饱问题或如大观园贾府惜春那样的情况，而是民主政治之气概存焉。但这样的“宗教外衣”也未能躲过号称“康熙盛世”的政治清洗，终于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获“罪”遭捕，在遣送途中自沉于江西万安县境赣江之惶恐滩，即宋末文天祥那首著名的《过零丁洋》诗中提到的“惶恐滩”，这或是历史巧合？⑥下一年，方以智之子方中履将灵柩护送回老家安徽桐城归葬，没有火化。须要特别交代的是，方以智的挚交，同样皈依佛门的名僧中千贤公于年末，将方以智的爪甲、头发保存于江西泰和县亦庵的佛塔内，距方氏殉难的赣江下游不远。康熙十五年九月，与方氏齐名的学者魏禧经泰和，专程往亦庵拜祭方氏爪发塔，为纪念此事，魏禧作有五言古诗一首“呈中千贤公兼寄方中履”，见《魏叔子集》。⑦不过，关于佛徒与爪甲、头发持不同观念的也有，如与方以智同时的番禺屈大均。他说：

    六祖发塔在广州光孝寺佛殿后。六祖初剃度时，其徒为藏发于此，盖发冢也。佛以肤发为垢污，委而去之，顾乃作塔以藏之，使人见而瞻礼，是犹有我相在业，失其旨矣。⑧

    我虽去过广州，但不知光孝寺，更不晓所谓“发塔”。所说六祖，是佛教南宗创始者慧能，所著《坛经》虽为门弟子所录记，其中“见性成佛”已成经典名言。那首极似五言绝句的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很难想象这是位不识字的和尚念出来的！关于六祖慧能，不仅《宋高僧传》卷八本传在，还有诸多佛经及笔记足资参证，其门徒供奉他的发并建“发塔”，应是佛门的传承。我怀疑屈大均氏未阅《十诵律》以及《大唐西域记》，尤其后者是晚近面世的敦煌卷子。又，屈大均氏的入佛和方以智一样，是在明亡之后，而且是半途而返，他中年以后就弃佛还俗了。

    注：

    ① 所引《大唐西域记》原文乃已故向达先生所藏敦煌卷子影印件，漫漶难识，但却为最珍贵之原本。

    ② 见汉译《大藏经》之“律藏部”。《十诵律》汉译者为后秦鸠摩罗什。另见《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语及之。按，又见于梁僧祐《出三藏记集》。

    ③ 清人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卷二“佛”引录《魏略·西戎传》和《汉武故事》，以证前汉时已有佛经而佛教在汉武帝时已传入中土。

    ④ 所引均见《梁书·武帝纪下》与《梁书·诸夷传（扶南国）》。

    ⑤ 见《高僧传·鸠摩罗什传》，中华版54页。

    ⑥ 关于方以智之逝，多认为在押解途中病殁，如1962年人民出版社《中国思想通史》及1988年上海古籍版《方以智全书·通雅》的前言。近年余英时先生有《方以智晚节考》断其为自杀而不是病逝，资料翔实，论断可信。

    ⑦ 见1983年安徽教育版《方以智年谱》，任道斌编著。

    ⑧ 见清人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九“六祖发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