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注的乐

    记得早年几番周折，买到三联1987年版的《性心理学》。尽管该书的责编是戴文葆老前辈，但书的外观，实在不敢恭维。这不敢恭维当然绝非是指简捷略带复古的封面设计，也不是因为纸张的泛黄。那个时代的许多学术著作乃至文学名著，其实颇多劣质纸张印刷，想来是节约成本所致。不敢恭维的，实在是那书书口书顶书根三个立面上，布满了恼人的霉斑。那时的读书人对书的品相，多有小小的洁癖，这自然是敬惜字纸的流弊。

    翻开书，自然是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这不仅是霭理士先生原著内容的犀利，以及译者潘光旦先生曲致的文笔，最招人眼球的，偏是潘先生的注释。

    说起来，注释无非释疑解惑，但凡经典，都会有砖头枕头模样的大部头担当此任。这本是积德的好事，宛如一位老学究，总是十分敬业地在你耳边喋喋不休，果然温柔敦厚。只是这温柔敦厚到了某种境界，也会带来烦恼。譬如早年注《诗》的经学家们，就喜欢将男女酬答的土风酸曲，统统穿凿为后妃之志，甚至曲曲折折归结为“拒招隐”这样无厘头境界的吊诡。这样的温柔，无异软刀子对古人的屠戮。于是，才有不求甚解的逃离。

    但作为后人，尤其是缺乏国学根底的后人，前贤的注释，真的不可以不读，尤其是那些执著于字词本意的训诂，也许有时读来摸不着头脑，但那只不过是言简意赅的修辞导致的。你可以责怪前贤们为了节约竹帛不肯不厌其详，却不可以对那简单轻作怀疑：古人的注是很少出错的，错的往往是痴迷标新立异的后来者。

    于是潘先生的注释不能不吸引人了。因为他老人家背靠学贯中西的功力，常常会在注释文字里，引经据典，将散见于各类古书上的相关记载，拿来做本土的例证。那些记载，尽管是作为学术的注脚，但却泼辣鲜活，甚至不乏八卦的色彩，不免令人流连，在感叹先生的博览与强记之余，也顿悟原来学术也可以如此有趣。

    譬如在例证恋父恋母情结（潘先生译作症结）时，便录下唐人说部里的一段故事：有个叫顾琮的，做官犯了法，打进了天牢，罪当斩首，只等秋天一到便做蚂蚱。生命诚可贵，所以小顾为此愁眉不展，难受得坐在那里就睡着了。梦境中居然看到了老娘的下身，真的是大逆不道，所以小顾越发的恐惧，脸都没了人色。同牢兄弟看见了，不免问讯。等死之人，禁忌正少，小顾忍着羞耻告诉，以为自己是天绝了。

    都说鸡鸣狗盗里潜伏着英才，牢笼里果然有详梦的高人，听了小顾的痛苦，居然向他道贺，说搞不好他会幸免于难呢。小顾懵懂，问他如何这样消遣自己。高人却道，太夫人的下身，难道不是足下的生路吗？仁兄重见生路，岂不是天大的吉利。

    如此妙解，小顾顿时听呆了。不料明天有大臣启奏，批判朝廷刑罚失重，皇上慈悲满怀，传下旨意，小顾竟然开罪释放。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小顾后来直做到了宰相。

    如此读来妙趣横生破闷解颐的八卦掌故，就四处潜伏在书中条目繁多的注释中，于是读注释反而比看正文更加引人。由此也足见，注释除了是小学家的饭碗之外，又的确可以为阅读带来意料之外的乐趣。

    自然，学术乃至阅读的乐趣，不仅仅在于段子和八卦，所以读注的意义，根本还是在于窥得著作者的本意。譬如古人的作品，用典是十分常见的修辞手法，但这修辞的使用和解读，却是用渊博做底子的，没了这底子，就往往读不出原本的妙处，甚至还会误读。

    譬如《聊斋志异》里有篇《红玉》，内中讲书生冯相如，因为老婆漂亮，被一位因赃免职的御史看中，利诱不肯，便抢夺而去。冯爸愤懑而亡，冯太也不屈而死。书生告官，自然是毫无结果。一天，家里来了一位虬髯丈夫，素不相识，却诘问报仇之事。书生怕是御史家派来的，支支吾吾，结果遭到虬髯丈夫的鄙夷。书生这才实话相告：“仆之卧薪尝胆者，固有日矣，但怜此褓中物，恐坠宗祧。君义士，能为我杵臼否？”那丈夫说：“此妇人女子之事，非所能。君所欲托诸人者，请自任之；所欲自任者，愿得而代庖焉。”

    虬髯的故事，不烦絮聒，卧薪尝胆也是妇孺皆知的掌故，褓中物是说襁褓中的儿子，宗祧是说自家的血脉。要紧的是杵臼。清人何垠的注就说是炊爨之事。看起来也算通，因为那丈夫下面就说了此妇人女子之事，似乎呼应。只是琢磨起来，总觉突兀，没来由让人家给自己做饭个甚。其实，所谓杵臼，用的是战国时公孙杵臼救赵氏孤儿的典故。而所谓妇人女子之事，说的也该是抚育孤儿。不过，按照《史记》的记载，真正抚育孤儿的，其实是顶着骂名的程婴，公孙杵臼只是假装带着孤儿被杀。因为他和程婴商议救孤的时候，是以为死和立孤比起来更容易，才让程婴勉为其难的。这样看来，不但通行的何垠注本失于考据，连蒲松龄的用典，也有不够确切或者说修辞不够漂亮之处了。

    你当然可以声讨这种学问的底子是掉书袋而不屑揣摩乃至不屑去读，这自是阅读者的自由，然而这世界从不存在绝对的自由，或者说一切的自由都需要代价。譬如那用典的掉书袋，你不屑去读，自然省却不解的烦恼，同时也丧失掉了意想不到的感官享受。

    说到《聊斋志异》，张友鹤先生辑校的会校会注会评本（简称三会本），是学界公认的善本，是治《聊斋》乃至读《聊斋》者的必备。上述杵臼的地方，张先生就用了吕湛恩引《史记·赵世家》的注，而没有胪列何注。文章千古事，得失存心知。唯其如此的功力，也才有如此的定评，这该是作为学者的一种荣誉。

    而同样的荣誉，也属于王利器先生的《水浒全传校注》。王利器先生，四川江津人。巴蜀一向多产才子，先生早年即以一副挽联而声名鹊起：逢君却又别君，叹砥砺无缘，红树青山人已去；相见争如不见，恨文章憎命，素车白马我方来。后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师从傅斯年先生，为傅先生门下唯一研究生。治学上王先生承乾嘉学派之余绪，尤长于校勘。著述宏富，逾两千万言，有两千万富翁之誉。其于《文心雕龙》《盐铁论》《颜氏家训》《风俗通义》《吕氏春秋》等之校注集解，口碑斐然。而于《水浒》，先生早年与郑振铎先生合作，整理之《忠义水浒传》，向称善本，影响深远。而《水浒全传校注》，则是在上述善本基础之上再次发力而得的升级版。

    先生之名，据说取自《论语》“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先生所用力之众多著述，果然也大多成为相关典籍阅读治学之利器。《水浒全传校注》自是其中翘楚。

    按照出版方的统计，《水浒全传校注》的注释文字，洋洋一百三十余万言，算上引首，平均每个回目约略有万字的含量。而注释条目，每个回目下，自然不等，少则不足十条，多则四百条上下，这也是注本的常例。至于其中所涉猎的书籍，不但涵盖历代的官私著作正史野编，以及域外相关汉学著作，甚至民国时期编纂的方志，也时有引用，足见先生下力之勤。

    譬如，第二回注三八对“干隔涝汉子”的解释，即不满足于简单地用疥疮诠释“隔涝”，而是在引用《蜀语》《蜀方言》《遵义府志》《光绪镇海县志》等诸种材料证明“隔涝”之方言色彩之余，更通过《道山清话》涉及的内容，得出其为宋元时期常用语的结论。

    再如同回注一对“教头”的解释。注中引《宋史·兵志·兵九》元丰二年“诏殿前步军司兵各置都教头掌隶教习之事”，以为“殿前步军司”之“都教头”即所谓“八十万禁军教头”。此结论也许稍嫌简略，或曰例证不足。譬如同书元丰元年的记述中，即有“诏：‘开封府界、京东西将兵，十人以一人习马射，受教于中都所遣教头’”。而《兵志·兵六》论述“乡兵”之“保甲”制度时，另有：

    （元丰）二年十一月，始立《府界集教大保长法》，以昭宣使入内内侍省副都知王正中、东上閤门使狄谘兼提举府界教保甲大保长，总二十二县为教场十一所，大保长凡二千八百二十五人，每十人一色事艺，置教头一。凡禁军教头二百七十，都教头三十，使臣十。弓以八斗、九斗、一石为三等，弩以二石四斗、二石七斗、三石为三等，马射九斗、八斗为二等，其材力超拔者为出等。当教时，月给钱三千，日给食，官予戎械、战袍，又具银楪、酒醪以为赏犒。

    三年，大保长艺成，乃立团教法，以大保长为教头，教保丁焉。……

    上述记载中，不但有“教头”，还有“禁军教头”和“都教头”并称，这样看来，起码“都教头”与“八十万禁军教头”之间，未必就是确切的对等关系。但本注中随后所引《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相关材料，展示宋廷对“民间置教头习兵仗，聚为社”行为以“为首处斩，余决配远恶军州牢城”控制，认为“禁民间置教头，为有宋施政大纲；今乃逼之私走，教史进，习兵仗，终乃图王霸业，《水浒》以此开宗明义，其意深矣”，则披露出《水浒》文字中潜伏的寓意，可谓目光犀利。其实，对民间武器武装的禁绝，是历代帝王的心病，当年秦始皇收缴天下之兵铸十二铜人，便是后世耳熟能详的例证。

    另外如第一回注九五释“香汤沐浴”下，引《百丈清规》“知浴，室内挂小板，旁钉小牌，书云：‘鸣板一声添汤，二声添水，三声则止，以此为节’”；第四回注二二三释“卷堂大散”，引《吹剑录外集》《测海集》《山中一夕话》《坚瓠癸集》《四朝闻见录甲集》等，历数“卷堂”“扫阁”“扫学”等皆为罢课之义，并云“扫学”“卷堂”尤为学生罢课史之最先见于著录者也：便都是带有“八卦”色彩的延伸趣读，读来不觉解颐。

    据说在资讯时代，网络的便利，使信息的获得变得十分容易。这话听来爽利，其实未必全对。譬如学术的立论，固然可以依托网络的检索，方便把握相关的信息。但是，网络上的信息，一则失于粗鄙，不够精确，至多是提供一个线索；更要命的是，仅就本土浩如烟海的文献而言，即便是传统分类的经史子集著作的相对广泛的字句检索，也是令人恐怖的浩繁工程，更何况对以往被归入不入流的野史轶闻笔记种种学术意义上的穷尽搜罗。由此足见网络依赖的可怜。

    于是，最辛苦或曰最笨的博览和强记，起码在学术上看，依然是不可或缺的硬功夫。据说当年傅斯年先生讲课时，为落实某句话的出处，时常整篇整篇地背诵经典原文。不过，这样的童子功，今天是无人能够企及了。于是，即便为了藏拙起见，王利器先生这种做扎实功夫的校注文本，就不能不是治《水浒》乃至读《水浒》时的案头必备。其实，对于一般的兴趣读者而言，好注本之于阅读，更其重要，因为非学术意义的阅读，是不必更不耐烦下力去用学问的态度翻检佐证的，更何况类似上举的某些具有延伸阅读意义的注脚，阅读所得更出乎寻常的逆料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