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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文明是否存在？它们以怎样的形式存在？19世纪的“主流”科学家曾经相当热衷于讨论这类问题，那些科学家为“火星人的信号”、“太阳上的居民”之类的课题在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大量论文。但随着科学的发展，这类“学术成果”后来大部分都被认为是无法成立的，而“主流”科学家则变得越来越功利化，外星文明这个很难出成果的领域就逐渐淡出了他们的视野。到了今天，外星文明问题已经被绝大多数“主流”科学家敬而远之，他们或者断言“外星文明不可能存在”，或者认为这个问题“没有意义”。现在外星文明问题最主要的关心者，或者说是“主流”科学家的接棒者，是民间科学爱好者。
我也经常被媒体或朋友问到外星文明的问题，我的“标准答案”通常是：
目前既没有外星文明存在的确切证据，也没有关于外星文明不可能存在的证据或证明，所以我们不能排除外星文明存在的可能性。
这个答案比大多数“主流”科学家的看法要开放些，但却远远没有达到许多民间科学爱好者所希望那种“积极程度”——他们通常希望听到一个肯定的答案。
外星文明问题在今天经常被转化为另一个问题：“你相不相信外星文明的存在？”
“相信”这个词汇所表达的事情，固然会和证据有关，但也存在着自由意志的领地。有时候人们“相信”某个事物，并不是因为看到了该事物确实存在的证据，比如许多“相信”上帝的人，就不是因为看到了上帝确实存在的证据。
对于科幻小说作家而言，他们相不相信外星文明的存在，其实是无关紧要的，关键是他们用了这个题材来写小说。事实上，当一个科幻作家创作时，他自己就是上帝。他说：要有外星文明，于是就有了外星文明。
上帝是个外星人
王晋康的小说新作《与吾同在》，书名就是来自《圣经》的话头，更大胆的是，他居然将上帝写成一个真实的外星人。
不要小看“上帝是个外星人”这句大水词儿（这是我归纳的，不是王晋康的用语），它也是有一些“学术含量”的。
人类讨论外星文明问题至少已经数百年了，讨论到今天仍然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实际存在的外星文明，结果就出了一个“费米佯谬”：1950年夏天某日早餐后的闲谈中，物理学家费米的几位同事试图说服他相信外星文明的存在，最后费米随口说道：“如果外星文明存在的话，它们早就应该出现了。”由于费米的巨大声望，此话流传开后，一些人将其称为“费米佯谬”（Fermi Paradox）。
有了这个“费米佯谬”，自然就有许多人试图来提供解释。国外已经有50种解释方案，刘慈欣在小说《三体》系列中贡献了唯一来自中国人的解释。
在西方人的解释方案中，有一种称为“动物园假想”，是约翰·鲍尔（J. A. Ball）1973年提出的（Ball, J. A. The Zoo Hypothesis[J]. Icarus .1973,19, 347–349）。文中观点建立在三个基本假设前提上：
只要满足存在和进化出生命的条件，生命就会出现；
生命能在宇宙中的许多星球上出现；
宇宙中遍布地外文明，只是人类没有察觉到他们的存在。
以科学技术发展为标准，鲍尔把地外智慧生命分为三类。第一类，因自身或外部因素所致，走向灭绝；第二类，科学技术发展完全停滞；第三类，科学技术一直持续发展。鲍尔认为，随着科学技术持续发展，这种文明最终将成为最先进的文明形态，取得整个宇宙的掌控权，随后慢慢把落后的文明形态摧毁、制服或同化掉。
不过，在掌控了别的文明之后，类比于地球上的情形，人类作为一种高等智慧生物，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会留置出荒野地带、野生动植物保护区或动物园，让别的物种在其间不受干扰地自由发展。而最理想的野生动物园（荒野地带或保护区）应该是这样的，身处其中的动物与公园管理者没有任何接触，根本意识不到管理者的存在。
鲍尔的猜测是，地球就是一个被先进外星文明专门留置出来的宇宙动物园。为了确保人类在其中不受干扰地自发生长，先进文明尽量避免和人类接触（他们拥有的技术能力完全能确保这一点），只是在宇宙中默默地注视着人类。所以，人类始终未能接触到别的文明，甚至可能永远不会发现他们。
《与吾同在》中的故事架构，与“动物园假想”颇多吻合之处。稍有不同的是，王晋康为这个地球“动物园”设置了一位观察员兼管理员，他就是地球人心目中的上帝（同时也就是佛陀、安拉等等），他是那个先进文明（恩戈星球）派来的。
类似的故事框架，在西方和中文科幻作品中都有先声。例如影片《火星任务》（Mission to Mars，2000）中就有这样的故事：火星上的高等智慧生物，曾经发展了极为高级的文明，他们数亿年之前早已经借助大规模的恒星际航行，迁徙到了一个遥远的星系。但是火星人离开太阳系时，向地球播种了生命。也就是说，现今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来自火星。火星人在火星上派驻了一位留守人员，他的任务是：等待地球文明发展到能够派宇航员登上火星的那一天。他等待了数亿年。而《与吾同在》中的上帝，照看他的地球“子民”也长达10万年。更著名的如小说《2001：太空漫游》（2001: Space Odyssey），也叙述了类似的故事情节（在库布里克的著名同名电影中没有这样的情节），假想的年代是300万年。又如在倪匡的“卫斯理”系列科幻小说中，《头发》也将上帝想象为外星人，《玩具》则可以说是“动物园假想”的小说版本。
《火星任务》中的故事更符合“动物园假想”，而《与吾同在》中的上帝，虽然尽量不去干预人类社会发展，但他启发了人类最初的智慧（语言），在看到人类做太伤天害理的事情时也曾按捺不住而使用“地狱火”惩罚过他们。这些故事都能看出脱胎于《圣经》的痕迹。王晋康的这个上帝更像动物园中一个富有“科研”情怀的工作人员。
星际战争新预案
但是王晋康并不想去解释“费米佯谬”，他的主要目的是要深刻思考善恶问题：
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
善能够从恶中生长出来吗？
……
这些问题，很难凭空进行讨论，王晋康将这些问题放到人类面临的一场星际战争的故事中，让这些问题在故事场景中将读者和他自己逼到墙角。
为此，他也顺便为地球人类可能面临的外星侵略设计了另一种预案。和刘慈欣《三体》中的预案相比，王晋康的预案风格更写意一些，但想象的大胆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上帝在地球上照看他的“子民”十万年后，自己也垂垂老矣。不料此时他的母星恩戈星球强人当政，决定将地球夺占为恩戈人的新家园，不让上帝继续玩他充满善心的“动物园”游戏了。恩戈星球的特使传来母星的命令，要上帝配合远征军占领地球。上帝因为对 “子民”已有感情，竟决定站到地球人一边，帮助地球人抵抗恩戈星球的远征军。
上帝的办法，是先通过显示“神迹”，诱导各军事大国投入对一种“隐形飞球”的研发。这种“隐形飞球”是恩戈星球的利器，它能够对肉眼和雷达全方位隐形，而且具有极高的机动性能。对当时的地球人来说，这几乎是不可战胜的武器。十万年来，上帝自己的座驾就是一个这样的飞球，所以地球人从未见过他的真容。
然后，上帝再次显示“神迹”，让世界各国首脑同意他的抵抗方案：成立全球“执政团”，由来自各国的七名天才少年担任执政，统筹规划全球军事、经济和科技力量，共御外敌。执政团规划出来的方案，竟是每个国家将税收的25%上交执政团，同时取消各国边防军、取消海关、取消关税、允许各国公民自由迁徙——总之，志士仁人多少年来所幻想的大同世界寰球政府，居然一朝实现。
各国在执政团领导下，采取“战时体制”，全力研发对抗恩戈星球远征军的武器装备。最后终于在远征军到来之前，研制成了飞球，并研发出探测飞球的设备和击毁飞球的武器，在“硬”装备上，地球人已经不再居于劣势。
不过恩戈人还有另一方面的绝对优势：他们能够探测并解读人类的脑电波，所以在近距离内，地球人的一切思想都会暴露在恩戈人面前。而且恩戈人还能够通过发射电波，来瞬间降低地球人的智力，并给地球人造成程度任意可控的痛苦。所以只要恩戈星球的远征军一旦降临地球，地球人仍然毫无还手之力。
但由于上帝一直向恩戈星球传递着错误的情报，导致恩戈星球远征军低估了地球人的战争武器和能力，加上远征军统帅部又出现了内部的争权夺利，结果在两军交战时被地球人侥幸一战而胜，全歼了恩戈星球的远征舰队。
将这一段战争描写与《三体》中“水滴”摧毁地球星际战舰方阵的描写作比较，是饶有趣味的。如果说刘慈欣的工笔描写气势宏大，有点近于金庸风格的话，那么王晋康写意的描绘就如日本武士决斗时的一刀致命，更接近古龙风格。
《与吾同在》中虽然正面描写了上帝，但小说中的一切“神迹”和超能力，全都可以在唯物主义的思想框架中得到解释。
善和恶：
什么情况下才有标准？
危机虽然结束，王晋康对善恶问题的拷问却刚刚开始。
小说结尾处，严小晨留给丈夫的遗书中，有这样的段落：
你知道我一向是无神论者，但此刻我宁愿相信天上有天堂，天堂里有上帝。……他赏罚分明，从不将今生的惩罚推到虚妄的来世，从不承认邪恶所造成的既成事实。在那个天堂里，善者真正有善报，而恶者没有容身之地。牛牛哥，茫茫宇宙中，有这样的天堂吗？如果我能找到，我会在那儿等你。
反讽的是，她一直深爱着的丈夫（牛牛哥，姜元善），在她生前已经被她认定为“恶者”，所以她泄露了丈夫的机密，用政变剥夺了丈夫的权利并使他被终身监禁，从而彻底摧毁了这个“恶者”的大业。既然如此，她还给这个恶人写这种温情脉脉的遗书干嘛？他丈夫的下场，不正是她所盼望的“恶者没有容身之地”吗？
但正是在这里，小说向我们揭示了善恶问题的复杂和深刻。
姜元善要作的“恶”是什么呢？
在战胜恩戈星球远征军之后，作为地球执政长的姜元善，认为地球上的“大同世界”是依靠共御外敌的需求而维持的，如果外敌消失，人类仍会回到相互猜忌、争夺乃至残杀的旧路。为了维护这个大同盛世，人类需要一个外敌，他选择的外敌就是恩戈星球——既然恩戈人试图夺占地球作为第二家园，地球人为何不可以反过来夺占恩戈星球作为第二家园？
他的想法得到了执政团的同意，但这一次上帝不再站在他的一边，为此他决定绑架上帝，同时让地球上的战争机器全力准备向恩戈星球的远征。
这里不妨先剧透一个敏感的细节——王晋康笔下的上帝究竟是什么模样？
上帝以前一直不向地球人显露他的真容，直到他召集七人执政团开会时，才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他是一个五爪的章鱼。恩戈人就是这个样子。按理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思维不可能不影响人类，但是因为上帝此前一直在用脑电波和人类沟通，他以超高科技能力学习（不如说培植）了地球文化十万年，他精通全世界一切语言，了解全世界一切文化，所以还是轻易获得了人类的认同。
姜元善绑架上帝向恩戈星球反攻的计划，被其妻严小晨视为“忘恩负义”，她斥责说：“再核心的利益，也不能把人类重新变成野兽。”结果她变成了类似于《三体III：死神永生》中的女执剑人程心那样的悲剧角色，因她的善意而给了恩戈星球反扑的机会。
这里我们不妨将《三体》和《与吾同在》中对人性善恶的思考作一点比较。
《三体》中强调“人性本恶”，为了生存可以不择手段，包括吃人。所以让章北海发动了人类自相残杀的“黑暗之战”。因为他的宇宙是“零道德”的。
《与吾同在》中则借姜元善之口，认为人类历史绝大部分是靠“恶”来推动的，只有少数例外。这样的观点也很难和“零道德”宇宙划清界限。
但《与吾同在》中提出了“共生圈”的想法——两个族群在必要的条件下（发达水准接近、有共同的外部威胁等等）可以形成“共生圈”。这个“共生圈”也不是“孔怀兄弟同气连枝”那样温情脉脉的，因为“共生是放大的私，是联合起来的恶”——这样的解释倒更像中国的另一个成语“同恶相济”。
不过，《与吾同在》中“天地中从没有一个惩恶扬善的好法官，上帝并不眷顾善者”的结论，还是相当深刻的。它表明，所有的善恶标准，都是在“有一个共同承认的权威”的前提下才能成立；当两个族群相遇于天地间，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双方处于“零和对策”的博弈局面时，我之善即彼之恶，就没有“法官”了。
至少在善恶问题上，王晋康的思考又更深入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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