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底色》：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尺度”

    哲学家康德说过，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苏州作家唐晓玲新近推出的长篇报告文学《城市底色》，以非虚构叙事的方式，凸显并透视一颗颗道德崇高的心灵，对康德这一蕴含诗意的哲语作了富有意味的当代阐释。

    《城市底色》叙写的内容是清晰的，如作品副题“苏州好人”所示。“好人”书写是当代中国报告文学的基本“母题”。穆青等《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理由《中年颂》、柯岩《船长》、陈祖芬《祖国高于一切》、何建明《根本利益》等作品，所报告的各个时期的先进人物，成为抒写感动人心大时代的重要的精神符码。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时代文体，其表现的空间和指向是多样的，但通过叙写值得礼赞的人物，展示时代前行的主流和人们向上的风貌，无疑是这一文体重要的功能。这里所谓的“值得礼赞”，表示的是公共的更为包容的理性的价值取向，这种取向既表达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又体现人类的基本精神和“道德定律”。从这一层面解读《城市底色》，我以为这部作品是一部洋溢着鲜明的时代精神、充盈着感人的人性力量的优秀作品。我们的时代是社会进一步发生深刻转型的时代，是现代化持续推进、经济快速增长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需要十分重视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时代。坚持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正是新的世纪提出的一个重大的时代命题。《城市底色》的主人公，广泛而多样构成的“苏州好人”群体，或是助人为乐，或是见义勇为，或是诚实守信，或是敬业奉献，或是孝老爱亲，从不同的方位，从人或是公民日常生活的角度，具体形象地反映了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实际存在。他们是一群具有新世纪时代特征、苏州色彩的雷锋精神传人。

    《城市底色》不是一般的“好人好事”报道集，作者并没有满足于以常规的宣传方式，直接地传达时代主流价值的诉求，而是注意遵循报告文学叙事的基本伦理，重视以日常故事的讲述，再现人物的形象；重视导入富有表现力的细节，雕塑人物美好的心灵。从总体看，作品设置的是生活叙事的主线，所写普通人物自然选取他们生活中的寻常故事，而对于常德盛等重量级人物，也少写业绩，更多强化他们作为普通人生活中真善美的人性表现。作品的叙事重心是在人性的叙事，这是深得非虚构文学大要的关键所在。在作者唐晓玲看来，“这些‘好人’就站在我们身边，埋首于朴实的生活中，做着自认为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却绽放着一种伟大的力量”。《城市底色》中的“苏州好人”是一个群体，构成这支好人队伍的大多是平头百姓。下岗工人韩惠民为了爱的承诺，34年照料瘫痪的初恋女友；不仅如此，还带着妻子、女儿合力关爱。这样大爱的故事，“回答了生活中最为深奥的问题，有比爱情更坚固的情感，有比婚姻更宏伟的殿堂”。退休教师周火生，“18年里，80次走进大别山”，为金寨助学捐资500多万元，其中个人捐款32万元。而对自己家里的生活却“抠门”之至，不让换大一点的电视机，“理由是房间小，14英寸的正合适”；不同意添置冰箱，“老两口争了好几年，周火生又有理由：没有冰箱，每天的是新鲜菜”，还把剪来的文章“冰冻食品不利健康”“贴在灶台前”。作者以人物自身的这种独特反差性，彰显其至美的心灵和高尚的灵魂。

    《城市底色》原来的题目是《苏州好人》，题名的更换体现了作者对作品主题蕴含认知的深化。我们很容易从主旋律的角度解读这部作品的价值，但在我看来，其更深的意义还在于可以启发我们对“城市底色”的思考。马丁·路德说过，“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如何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如何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如何华丽，而取决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学识、开明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一个国家的力量所在”。《城市底色》不只是为我们编辑了一些好人故事。城市或城市化是现代化演进的某种象征，我们在为此欢欣的时候，还应当思考何为城市的“底色”，怎样守住“底色”。“底色”是人性之美，是仁爱、包容，责任、诚信，良知、正义，是人之为人的精神建构，这是城市长成参天之树的大根。现代化不只有经济的尺度，政治的尺度，社会的尺度，更要有“人的尺度”。 苏州历史文化悠久，生态环境优美宜居，经济发展成绩更是骄人，在2011年中国城市GDP排行中，紧随上海、北京、广州、天津、深圳，名列第6。《城市底色》所告诉我们的是，苏州在现代化的行进中不仅守住了底色，而且人的“道德定律”得到了更为广泛而切实的弘扬践行。写作了《城市底色》，唐晓玲以为，“如果说，经济发展改变的是一个城市的面貌，那么文明的力量则可以化育一个城市的风骨”。我从《城市底色》中则读出了苏州的精神高度，一个城市现代化建设的中国高度。

    《城市底色》，唐晓玲著，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1年12月，4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