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工：共和国的“访书人”

    作家、俗文学专家路工早在17岁就已走出校门从事抗日活动。翌年，18岁的他奔赴延安加入共产党，此后他历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晋东南文协编辑、《新生报》社长、河南焦作市文联主任等；1949年后，路工又历任《人民铁道报》编辑科长、中央文学研究所教员、北京图书馆研究员等，可谓文化战士。自他去世之后，几乎无人提及之，印象中只有刘锡诚曾在《文汇读书周报》撰文略记其人其事。

    他是在战火烽烟中靠着丰富的阅历和勤奋自学成长起来的革命文化人，早年喜欢写诗，曾出版《毛泽东号》、《中国人民大合唱》等5本诗集；上世纪50年代初调入中央文学研究所之后，他开始从事俗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编辑与研究，曾编著出版了大量民间文学资料集，如《梁祝故事说唱集》、《孟姜女万里寻夫集》。

    晚年的路工整理出版了他收藏的清光绪年间的长篇吴歌《赵圣关》抄本，并与人合编出版了两卷本的《古本平话小说集》。经历了“文革”，他的藏书所剩不多，最后，他把剩下来的古旧书籍和唱本都捐献给家乡宁波的慈溪。然而，刘锡诚回忆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据说县里文化部门的负责人认为那些旧时代的小唱本并没有什么保存价值，就检出来不要了。他大概未曾听说过，敦煌遗稿中的许多属于唐代、甚或早于唐代的唱本、宝卷，对于研究历史和研究文学具有多么重要的价值！好在在场的宁波市有关部门的一位识货的朋友，接受了他捐赠的这批本应属于珍本的唱本，将其带到了市里。”这批捐赠，包括路工多年珍藏的俗文学和民间文学的书籍和史料共1000余种，现在收藏于浙江慈溪市档案馆和慈溪市图书馆。

    路工曾是共和国历史上的“搜书人”，即其专职为国家搜集古旧书籍，这段经历迄今乏人研究和记录。

    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路工的《访书见闻录》，书中写道：“我于1951年开始访书，认识了郭沫若、郑振铎、阿英三位前辈，他们对我访书起了指导作用，特别是郑先生，几乎每星期给我指教，一到他家，他就捧出一叠叠珍本书，让我看，给我讲，具体指点访书的途径，设想全国访书的计划。我与三人都熟识，得到他们不少指点，对古书颇有心得。”刘锡诚也曾提及：“建国初期他就结识了郭沫若、郑振铎、阿英三位喜欢买书藏书的巨擘大家。他常到郑振铎先生的家里去，向他请教访书、买书、鉴定古书版本的学问。从那时起，他就开始逛古旧书店，看书、买书、收藏书。琉璃厂、东安市场的那些古旧书店，是他常涉足的地方。后来，买书、藏书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慢慢地，他也成了这方面的专家。”

    郭沫若、郑振铎、阿英三位都是共和国文化领域的领导，郑振铎、阿英又皆是收藏大家，得到他们的“指导”，路工可谓荣幸，尤其郑振铎于书更是行家，路工不仅曾“得到他们不少指点，对古书颇有心得”，更是有幸参与具体的“搜书”工作。

    1957年5月，郑振铎布置了文化部的“搜书”和“采风”活动（此后郑振铎于1958年10月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因飞机失事遇难殉职），路工与赵万里被点名作为文化部的“访书专员”，往各地“搜书”，直至1966年“文革”爆发之前，他们的足迹遍及山西、陕西等地，将近10年的“搜书”成果丰硕。他们不仅察访到许多罕见的秘籍和孤本，路工还将访书见闻及考证所得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期间的1960年，他被正式调至文化部，在副部长齐燕铭领导下，他奉命再赴山西等地访书，《访书见闻录》就收入了他1954年至1982年期间访书的若干札记。

    刘锡诚回忆说：“1957-1959年间，我曾两次跟随他到江浙一带去访书、买书，我们走遍了苏州、常熟、昆山、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大小书店，为单位、也为个人买了不少古旧书籍。当时我是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在跟随路工先生到江浙一带访书的过程中大开了眼界，增长了许多见识，也结识了不少文化界名流学者。我学到了许多在课堂上和研究室里无法学到的知识，深深感受到了祖国文化遗产的丰富深厚，文化传统的源远流长，初步懂得了‘学海无涯’这个成语的含义。这段短暂而丰富的经历，对于我来说，是终生难忘的。”他还说：“江南一带的一些小城，明清以来就有刻版印书的传统，书籍印刷出版业极为发达。建国初期，这些小城里也还保留着大量的私营小书店。那些私营书店的老板，在古书的版本、纸张年代、字体特征、价值等方面，大都是行家，在他们的书店里，往往收藏着很有价值的古旧书。路工先生是个很散淡的人，极不讲究穿戴仪表，常常衣冠不整，到外地去出差访书买书，也从不逛景游览，总是一头扎进那些小书店里看书，一进去就是半天。这些书店的店面一般都很小，不仅四壁全是书，连睡觉的小阁楼上也都横七竖八地堆满了书。只要路先生一来，那些熟悉他的老板便绽开着笑脸把他迎进店里，有的还把他拉进里间里去，从某个隐蔽的角落里拿出一两部善本书来，给他过目，请他鉴定，却从不急于问他是否要买。路先生也就找一个座位坐下来，开始一页页地翻阅。有时还用手捻一捻那些发黄的书页，细细地辨认收藏者们在书上留下的钤印，判断一下这书的年代。有时翻几页，也就明白了这些书的版本价值。”

    以上的文字，是仅知的路工当年“访书”的星花旧影了。

    路工在《访书见闻录》里不仅记叙了他访书时所曾亲见的唐宋元明清各朝的出版物和写本，其中有虞世南校写的《老子》石刻拓本、谭峭的《化书》以及唐宋遗音的《竹马戏》，还有众多明清时期的古本小说，以及路工对它们的考证。记得初读这本书时，我最关心的是出自家乡山西的秘籍和珍本，而后来我在大学毕业后工作于山西省博物馆。路工在书中说：“山西省博物馆收集了很多傅山的手稿。当我在那里看到傅山批注的《山海经》、《墨子》、《荀子》等手稿时，是非常兴奋的”，岂止是路工的“兴奋”，读了路工的文章，我也是兴奋莫名。

    由于傅山其人独特，其书画等相对流传较多，曾得到众多收藏人的重视。路工说：“他的诗文，具有自己的风格。他精于书法，又善画，并懂医学，通理学。凡是读过的书，他都用笔批过，可见治学是很用功的。”不仅如是，路工接着说：“他生活在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到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间，愤恨明末缙绅的腐恶，痛心明朝小朝廷的覆亡。明亡后，他坚持民族气节，居住在土窑中养母。他的诗文有《霜红龛集》，因为其中有些文字攻击缙绅和触犯清廷，所以当时未能出版。我曾经读到高复堂手摹傅山的稿本，很喜欢他的杂文。这些杂文表现了他的人格、独创的见解与自己的艺术风格。”这也就是众人喜欢傅山的共同之处。路工写过一篇《傅山的杂文》的札记，称：“他用医治病人来隐射、讽刺清朝统治者，表明自己是医生，也不能给清代统治者——‘胡人’和官僚——‘奴人’治病……他在杂文中特别强调要分清是非，反对不分是非的所谓‘君子’。”

    路工在山西“访书”，得见傅山批注文稿，又仔细阅读傅山的文字，最后写出上述札记，这不是简单的“访书”和“搜书”。路工说：“傅山的杂文，突破了宋、明理学家教训人的‘语录’形式，也否定了理学家那套封建的道德观念，语言生动准确，笔法活泼明快，闪烁着战斗的光芒。”同样，路工也突破了传统意义上“访书”和“搜书”的性质，而带有了研究和承传古人优秀品质和精神的意义了。

    路工的“访书”和“搜书”虽说止于“文革”，但正如他在《访书见闻录》的序言中所说：“北宋之后古籍散佚不知凡几，却在‘文革’中有大量发现，如1973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竹简、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1981年应县木塔辽代刻本，各地古旧书店也抢救出不少宋、元、明刻本，以及戏曲、小说的善本。”这些出土或“抢救”出来的古籍，路工也记载了一些，并收入《访书见闻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