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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伯荣先生说，他与现代汉语有缘。1951年刚刚研究生毕业时，恩师王力、岑麒祥两位先生就分配他参加现代汉语课程的教学工作，并参编我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讲义。至今六十年，他的研究精力大都花在现代汉语课和教材建设上。
1979年，由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统编教材风靡全国，黄伯荣凭借此书成为20世纪80年代社科界的大名人。33年来，《现代汉语》发行量逾500万套，其读者面之广、影响之深远，至今无出其右者。2012年5月，90岁高龄的黄伯荣先生又为读者奉上一部新编《现代汉语》。
提起33年来风行全国的《现代汉语》统编教材，就不得不提及我国最早的语言学系——中山大学语言学系，我国著名语言学家、今年九十高龄的黄伯荣先生与现代汉语的缘分就是从这座美丽的校园开始的。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1945年秋抗战硝烟散去，国立中山大学、省立广东文理学院等校纷纷迁回广州复课。已在文理学院读了一年中文系的黄伯荣仍念念不忘自己的“中大梦”，毅然放弃文理学院的学籍报名中大，并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不少人至今认为,历史上的中大文学院，曾有过两段鼎盛时期。一是1925年，新成立不久的中大以开放的胸怀揽各方英才，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许寿裳、傅斯年、顾颉刚、罗常培、杨振声、孙福熙、罗庸等现代中国学术大师都曾应聘来中大文学院任教，可谓群贤毕至，鲁迅还曾任国文系主任。二是40年代后期由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执掌文学院之后的几年时间。1946年5月，王力在返回清华大学的途中，到广州作短暂停留，中大原是邀请他作短期学术活动，但在当时中大校长王星拱的极力挽留下，王力借聘为中大文学院院长。他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创办了当时全国第一个语言学系，以推进汉语语言学学科建设；二是抓住时机网罗了一大批知名学者来校任教。
黄伯荣在中大中文系读了一年，适逢王力创办语言学系，慕王力之名，即转入语言学系学习。那时正值中大文学院的黄金时期，黄伯荣师从王力、岑麒祥、商承祚等教授，亲承謦欬，受益独深。1949年夏天，黄伯荣本科毕业，接着报考岑麒祥先生的语言学专业研究生，直到1951年毕业。中大六年的学习时光，广阅百家之书，亲炙名师之教，为黄伯荣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1951年留在中大任教的黄伯荣被王力、岑麒祥两位老师安排参加新课程现代汉语的教学工作，当时没听过哪个学校有“现代汉语”这门课，图书馆里也找不到这样名称的教材或讲义。于是黄先生就一边上课一边和几位同事编写第一部现代汉语讲义。随着后来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1954年黄伯荣随王力先生、岑麒祥先生来到北京大学，依然是讲授现代汉语课，王力先生叫他把之前的“现代汉语”讲义整理并油印出来，之后拿到教育部去交流。后来，教育部指定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和山东大学三所大学的周祖谟、陈必恒和殷焕先三位先生主持制订全国高校现代汉语教学大纲，黄伯荣也参与其中。1958年黄先生调到兰州大学后，他带领部分师生根据这个大纲编出现代汉语讲义。70年代，他和廖序东被推举为现代汉语教材（第一方案）的正副主编，主持编出黄廖本《现代汉语》统编教材。
1979年黄廖本《现代汉语》试用本出版后，曾分别邀请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岑麒祥、王均、商承祚、周有光、邢公畹、张弓等审阅，提过修改意见。当时有八成以上高校中文系选用黄廖本《现代汉语》作教材，后又被选为各省的成人自学高考用书。第一次印刷10万套，被一抢而空。之后不断重版重印。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印刷15次后，从1991年起，转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迄今总印量已逾500万套，创造了高校同类教材的最高发行纪录。黄伯荣因为此书成为20世纪80年代社科界的大名人，兰州大学中文系也因此享誉全国。《现代汉语》在全国高等院校和现代汉语教学研究界享有的崇高地位，其读者面之广、影响之大至今无出其右者。
2012年5月，由黄伯荣、李炜主编，中山大学、暨南大学、青岛大学等高校教师参编的中大本《现代汉语》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有了之前这部销量长盛不衰的教材，为什么还要再编一部《现代汉语》呢？
我们带着好奇和尊崇的心情奔赴广东阳江，叩开了黄伯荣先生的家门。黄先生的回答很简单——“报答母校”。黄先生说，希望在新编的教材里，打破30多年旧框架的限制，实现他编写教材的新主张。“以前参编的现代汉语教材以培养中文本科专业或语言研究者为主要目标，着重于语言学意义上的知识传授。现在教育形势发生了变化，大学本科着重培养‘通才’而非‘专才’，因而教材编写的思路必须转变。现代汉语课不仅要解释汉语，更应该是进行母语教育。”在当下，人的素质最突出地表现为人的语言素质。作为大学生，应该对自己的母语有一个理性的、清晰的认识，对它的结构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对它的特点有明确的了解，这样才能对语言现象有正确的态度，在语言生活中更加自如地运用、驾驭语言，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我国高校推行课程改革以来，学时普遍减少。这样一来，目前流行的现代汉语教材，几乎没有一本可以在规定课时内讲完，有的又因内容陈旧而不便使用。新编的《现代汉语》正是为了解决这样两个问题而编的。新书的做法是：把现代汉语基础课的整体内容分为前文和后文两大部分，前文讲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后文是课程延伸内容，是深层次的或较新的“三基”内容。课时少的专业可以只讲前文，把后文作为重要参考资料，指导学生自学。这些简明、实用、科学、系统的特点方便了教师用一部教材教授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学生，不必因教授对象的不同而准备不同的教案，大大节约了备课的时间。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现在新编教材定稿出来了。对于这个新生儿，黄先生认为还有改进提高的空间，比如“课程延伸内容”，延伸内容的量应该有多少，什么样的内容放在后文里才合适，针对这些他都渴望倾听读者提出的宝贵意见，以期日后不断完善。
黄先生说，其实简明与实用往往是一对孪生的兄弟，很难想象一种庞杂和繁琐的东西能够实用。为了对现代汉语课程内容从知识的传授、学生的需求等方面进行合理的舍弃和科学的精减，新编创作团队做了一些尝试，例如“汉字的产生”和“汉字改革问题”，在一般流行教材中都会占据相当篇幅，但前者聚讼纷纭、后者一言难尽，因此，新编本予以割爱。
为了用精减的办法来“瘦身”，在讲到“汉字的整理”中“简化笔画”那部分时，新教材不采取流行教材把汉字简化方法概括为“类推简化、同音或异音代替、草书楷化、换用简单的符号、保留特征或轮廓、构成新的形声字或会意字”六种方法，这样对初学者来说显得杂乱而且难以掌握。新书单纯从汉字简化前后的形体对比出发，把简化的方法概括为“原形省略、更换偏旁、整字替换”三大类，突出了现代汉字的形体演变，面目清晰，逻辑也更严密。
新编《现代汉语》的特点还体现在追求教材语言精练的同时注重明白晓畅，少用术语，能够用日常语言表述清楚的内容尽量不用概念，利于初学。新编本的篇幅较小，但必要的内容和分量并不因此而削弱，黄先生管这叫“瘦身不瘦脑”。虽然在编辑体例上力求创新，但对于编者来说，改变自己过去熟悉的套路，是一件很艰难甚至是很痛苦的一件事。设在中大中文系的新编《现代汉语》编辑部里，激烈的争论声从来没有中断过。
在主持新编《现代汉语》工作的同时，黄先生还在继续旧版教材的修订。他打了个比方：有个老人有两个儿子，长子年过而立，已经闻名全国且独占鳌头；幼子新生，需要倍加关照与呵护，老人希望他也像兄长一样，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甚至超过兄长。后来居上,也是常情。
老人家完全不似想象中广东人的样子。他身材高大挺拔，反应灵敏，只是听力不如从前了。身为中国语言学界的元老，他谦和地和自己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共处一室，倾听着他们的创作想法。接受、反驳和讨论着，周而复始、乐此不疲。三女儿成了他的贴身秘书外加保姆，远在兰州的小女儿也通过电邮帮他打字，孙辈们则帮他制图。88岁的老伴是他的玩伴。黄先生经常凌晨四五点钟起床即工作，全天除了三餐，保持着工作三小时，休息一个多小时的节奏。到了下午，为了让他换换脑筋，老伴和三女儿会拽着他打打三人麻将。女儿忙时，两位老人会玩会儿扑克—— “钓鱼”和“打猎”。三女儿提及父亲年轻时带她狩猎捕鱼时的英姿还是满脸陶醉的样子。有时候，在邻家的路边，行人会看到一位老先生推着轮椅，前面坐着衣着考究、头发梳得纹丝不乱的老太太，就那样缓缓地走着，间或一两句轻言笑语，夕阳中一副岁月静好、相濡以沫的剪影，完美得令人羡慕。老太太虽然腿疼，但遇到前面有小坑小坎还是会赶紧跳下车，让先生推空车过去，到了平处再坐上去。“怕他推不动。到平路上，能给他当拐棍儿使。”老太太如是说。
黄先生的夫人姓梁，原是阳江海陵岛上一大户人家的小姐，出嫁前没做过任何家务。16岁和黄先生成亲后，挽起衣袖,用她的精干和智慧帮衬夫家打理一应杂事。如今老奶奶依然耳聪目明、笑声朗朗，举手投足间尽显大家闺秀风范。她一边为我们挑选着老照片，一边变戏法儿似的拿出了一个拨浪鼓，皱着眉头又掩不住满眼笑意，说：“他每天深夜不睡觉的时候,我嗓子喊破了都听不见,后来他见我力竭声嘶,就买来小拨浪鼓。我摇着这个来提醒他睡觉。”老奶奶说，黄先生是比她的命都重要的。（本报记者 红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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