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上世纪70年代末，杨西光同志在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岗位上，主持发表了向“两个凡是”宣战的檄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著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这是全国性的继“五四”运动之后的又一场极其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对随后的改革开放、寻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产生着深刻久远的影响。这是上世纪30年代初参加革命的省部级老干部杨西光同志晚年立下的新功。他虽然已经离世二十多年了，但他所做的历史性贡献却永垂不朽。由此，《光明日报》社出版了邓加荣撰写的《杨西光传》（以下简称《杨传》），并约我撰文评介，我难以推辞。
一
杨西光是时代的产儿。作者把杨西光的生平与他所处的时代描写得那么水乳交融、紧密相连。看，青年时期，杨西光是被抗日救亡的时代洪流卷入爱国学生运动的，从1930年在中学时就开启了他的政治生涯（当时他15岁）。1933年加入共青团，1935年在北大学生的行列里投入“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及其后的“一二·一六”游行。当时，山河破碎，国破家亡，中华民族的热血青年和优秀儿女都振臂呼喊：“我们要抗日”！“我们要救国”！“中国人誓死不当亡国奴”！大家高唱：“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走出工厂田庄课堂。到前线去吧，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杨西光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忧国忧民意识就是在这个时代的洪流中铸造的。1936年7月，杨西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就坚决服从党的委派，在各个时期党的事业需要的多条战线上忠诚不渝地为之奋斗。
他刚入党，就被党派到西安张学良将军率领的东北军去工作。西出潼关，无论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还是在枪林弹雨的间歇里，杨西光利用各种场合与机会，运用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团结爱国军士，尤其是上层头领人物，包括他们的眷属，使之成为推进抗日救亡的骨干力量。作者描述了一些动人的细节。比如，杨西光曾与地下党员、戏剧家兼音乐家张寒晖并肩坐在床板上，一句一句听作者琢磨《松花江上》的歌词。听着听着，杨西光说：“‘哪年哪月’这两句最有感奋人的力量，可以使人们在悲怆中奋起，在无望中找到希望，团结起来，打回老家去”。张寒晖说：“大部分歌词是我在心底里久久沉吟和默念着的，这两句‘哪年哪月’是王以哲军长在67军军刊封面上的题词，它使我的感情升华到更高的境界，只是我一直没有找到可以充分表达这种感情的旋律。而在西风肆意呼啸、落叶无助飘零的夜晚，我听到远处更更梆响、流浪的灾儿难母乞哀告怜之声时，突如从天外传来的声音，撞开了我感情的闸门，然后，沿着那一步步让人心酸的音阶，觅到了足以表现这份情感的旋律。我借用了北方女人哭坟时那悲凉无助、断人肝肠的呼叫声，这种‘乡音’更能打动北方人，特别是东北人此时此刻的心”。这首歌后来唱遍了西安市大中小学，唱遍了全国乃至全球的华人界，动员了成千上万的中华儿女共同抗日。杨西光此时正受中共委派，在张学良将军新建的“抗日先锋总队”政治部工作，并被授予少尉军衔和担任政治指导员职务。他按照党的指示，通过出墙报、办油印小报、开展文娱活动等形式积极开展宣传教育活动，讨论澄清“安内攘外论”、“长期准备论”、“唯武器论”、“抗日必亡论”的危害性，还组织歌咏队、话剧队、乐队，由张寒晖辅导演出的《打回老家去》连演三场，台下观众泣不成声，振臂呼喊：一定要打回老家去，坚决不打内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随后，杨西光身临其境地亲历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掀开了全国人民浴血抗战的新篇章。杨西光又按照党的指示，在抗联总部，在67军，在49军，积极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办了许许多多颇受欢迎的“红角”（类似宣传革命文化的小型俱乐部），而且还曾随67军开进淞沪战场，参加执行“抢占松江，死守三日”掩护主战场上友军撤退的命令。在49军，曾任中共临时军工委书记。
1939年，由于形势的变化，杨西光离开东北军来到重庆，被党分配到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担任组织部总干事。1940年8月，他按照党的指示离开重庆，从红岩村转到革命圣地——延安，1941年5月在马列学院二部结业后，被分配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他曾热情周密地接待边区的士绅参观团，士绅们反映很好，说“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所在”，“支持八路军抗战，支持边区政府的政策”，愿尽力“参加三三制政权的建设”。果然，随后就有李鼎铭等著名士绅积极参加政府工作。李鼎铭在1941年11月6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的《精兵简政》提案，曾受到毛泽东称赞。
杨西光在延安还赶上了开展大生产运动。也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从中直机关走到农村去做基层工作。他曾在甘肃境内陇东地区华池县出任岭南乡代理乡长。其时当地正在发生羊瘟重灾。杨西光依靠养羊最有经验的老农，积极采取措施，半个月后，羊瘟被制止住了。在春耕大忙季节，杨西光发现村民的劳动互助合作形式有真有假，搞假互助的村民告诉他：“宁肯伙着过年，也不能伙着种田”。他经过调研，明白了真假互助的关键在于是强迫还是自愿。他带领村干部一起参加变工队劳动；还挨家挨户走访、因人因事地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尤其是通过抓典型、结对子等办法帮助改造懒汉、“二流子”，使他们改邪归正；他在全乡开展了“卫生村”活动；他帮助村干部和农会干部学习党的政策，改变粗暴的工作方式，合理解决租佃之间的矛盾与纠纷；在农闲季节，他抓紧办学扫盲、开展各项文化活动，让各村没上学的娃儿们都来集中时间学习，要求他们学完回村都能担当读报组长和认字班长的职责；他在基层发现了不少带头人的感人事迹，整理成材料，寄给报社，发扬光大。
1946年1月，领导上根据他在敌占区新闻及理论宣传工作的经验和在基层的表现，决定把杨西光调回延安中央党校二部深造，以备日后理论宣传战线之需。他半年毕业，提前一个月被提升为党校二部的教育科长。
抗战胜利了，内战之火又燃遍整个中国大地。大批部队和干部离开延安，杨西光被分配到华东军区，投入到激烈的战斗中。随着战争越打越大，捷报越传越频，俘虏的队伍越来越大，俘虏中的官阶也越来越高。为加强对俘虏军官的教育和管理，华东军区成立军官教导总团，杨西光被任命为副政委兼教育长。
随着革命战争迅猛发展，党的工作重心要及时从农村转到城市。为了接管大上海，陈毅决定抽调精明干练的骨干力量，组成四个纵队近万人的接管队伍。第一纵队做军事接管，第二纵队做政务接管，第三纵队做财经接管，第四纵队做文化接管。杨西光被分配在文化接管的第四纵队负责接管同济大学。
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第三野战军受命南下解放福建。杨西光又被组建到福建党政机构接管班子，被委任为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负责接管报馆、广播电台等宣传机构。凭着他一贯的激情和新闻宣传工作的经验，福建日报办得很出色，后来升任省委宣传部长和省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直到1954年，调任上海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后又调任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长、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
二
我上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在复旦大学学习和工作。读了《杨传》使我感到亲切的是，作者在第六章仿佛又“复活”了一个昔日“在复旦校园里”的杨校长。作者准确地抓住了杨校长工作作风的特色，他“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办公的，更不是那种被人称之为‘传达室’与‘收发室’类型的人，而是一个‘走马星’，不停地走动在校园的各个角落里。教研室、实验室、学生饭厅和宿舍，都是他的办公场所。”“他不停地走进每个层次的人群之中，与他们交朋友，说知心话……”是这样的，那时在复旦校园里，从学术权威到青年学生，从脱颖而出的年轻教师到有技术创新的校办工厂工人，从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到受政治运动伤害的人，从政治工作干部到校排球队员、校话剧团员，提起杨校长，都好像老熟人似的，甚至他留给某些人的记忆是永恒的。
在那个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作为校党委书记，当然也要贯彻当时“左”的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方针政策，但他相对地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比如，1959年，高教部派员来复旦经济系搞“教学检查”，预定要批判蒋学模等两位教授，据我所知，杨校长不同意，说：“这是经济系的两面旗帜，不能倒。”尤其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作为教育战线党的领导人，杨校长始终把搞好教学与科研作为党的工作重心，始终把出人才、出成果作为头等要务，他一以贯之地以培育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为己任。他在复旦工作时期的一条主线和突出特点是育才、惜才、用才、出人才，由出人才来带动出成果，使复旦大学成为神圣的教学科研殿堂，使教育工作行使其“百年树人”之本职。
《杨传》作者概括了杨西光在复旦大学的作为和业绩，他写道：“只要看看，从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将近10年时间里，复旦大学走出多少科技新星、两院院士、学术权威、各界名流，就会知道，甚至也可以想象得到，杨西光主政复旦大学，有着怎样的开拓性、创造性，有着多少让人永远难以忘却的感动。”
杨校长始终严格要求培养的学生必须“又红又专”，也就是要德智体全面发展。要求教学科研骨干必须“双肩挑”，既做社会工作，又要成为本专业领域内的专家。比如，谷超豪、谢希德、甚至当时还是学生的杨福家，都被党委严格要求“双肩挑”，他们后来能担当起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重任，与当年杨校长的培养关怀不无关系。当杨校长调任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长时，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把历史系经常帮他起草文件的金冲及调去，答复是“不能让他脱离历史系的教学和研究”。金冲及今日之所以成为权威的中国近代史专家，同样与杨校长的关怀培养不无关系。下放一批青年教师到学生党支部担任支部书记，这是复旦校党委的又一项重要决策，其目的是一方面加强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另方面克服青年教师脱离政治的倾向。我当时就是被下放担任学生党支部书记的青年教师之一，而且，这个支部是杨校长在文科工作的“试验田”。我受到的锻炼和从杨校长那里直接得到的教育，使我终身受益。杨校长更注重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他很重视开展学生文体活动，所以，在当时有相当名气的复旦排球队、复旦话剧团都是他关注的范围。当时，每周四下午4点钟以后，是全校学生参加文艺社团活动的时间，周末，学生会文娱部经常组织文艺社团到工人俱乐部或部队基层单位去演出。
《杨传》以生物系谈家桢教授为例，说明杨校长能正确对待学术领域里不同观点、不同流派的分歧，这对于团结知识分子是很重要的。谈家桢原来是专攻摩尔根遗传学的，在苏联推崇米丘林、李森科学派的氛围下，他感到课不好上，科研活动也不好开展了，在杨校长和党委的大力支持下，谈家桢打消顾虑，把生物系办得有声有色，1961年还建立了遗传研究所，他自任所长，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论述遗传学观点的文章。
三
经过“文革”冲击后的杨西光，不仅革命意志没有消沉，相反，带着强烈的民族振兴的使命感，重又回到中央党校省部级班学习，他如饥似渴地读书、深沉地思考、广泛地探讨，辨别被“极左”思潮和路线搞乱了的是非。在胡耀邦校长的领导下，积极投入到思想理论战线的“拨乱反正”斗争中。党校学习结业时，他奉命担当改版“光明日报”的使命，使之成为一张为知识分子服务的报纸，而且要尽快改变其当时的落后面貌。这时的时代背景是：继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动乱之后，在思想领域面临肃清“文革”流毒、拨乱反正的一场极其深刻的革命。
杨西光没有丝毫的犹豫踟蹰，一如既往，坚决服从党的派遣，立刻奔赴“能够推动解冻的风和云尽快地吹过来的”舆论阵地，就任《光明日报》总编辑。鉴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被说成是“臭老九”，其社会地位仅次于地富反坏右与特务、叛徒、走资派。为了在这个领域内正本清源，突破禁区，全面、准确地重新阐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把《光明日报》办成面向广大知识分子的报纸，杨西光昼夜思索，忙碌奔波，开座谈会，走访思想解放的前驱，寻找撰文的能人高手，选择同现实斗争靠近的题目，不停地找各编辑部的记者、编辑来讨论，亲自动手和他们一起不厌其烦地改稿，以“辛广民（新光明之谐音）”或“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一篇篇有影响的文章和评论，如：《阶级斗争是一切工作的纲吗？》《决不允许打击科技人员》《不能挤教育》等等。
但是，1977年2月7日，主流舆论“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郑重宣布：“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行。”使人们的思想又陷入混乱和迷茫。因此，“两个凡是”是拨乱反正的最大障碍，要扫除这个障碍，必须通过公开讨论，明确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使我们的思想理论立足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这样的时代要求，唤醒杨西光敏锐地发现、精心地组织修改、果敢地决定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那篇向“两个凡是”宣战的檄文。而由此引发的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又推动时代波涛汹涌向前。邓加荣准确地叙述：“杨西光从（报社）《哲学》专刊上发现那篇有分量的文章是有其偶然性，但他一定要组织，或者自己组织班子撰写类似的这样一篇文章，则是必然的。”就是说，杨西光此举乃时代之躯使，也是他一以贯之地响应时代的呼声和要求，勇于肩负时代使命的必然结果。
杨西光的一生是忠诚不渝奋斗的一生，是开拓创新干事业的一生。《杨传》作者在全书结尾的两句话说得好：“他的名字并不显赫，他的功绩却永垂青史。”这也是本文笔者想说的话。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