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书报检查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看到张运君的专著《晚清书报检查制度研究》问世，颇为喜悦。运君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求学时即从事该课题的研究工作，我参加了他博士论文的开题、评审与答辩，见证了该书的形成过程，也见证了作者的艰辛努力。运君毕业后去了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但未尝懈怠，在青岛科技大学工作期间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资助，又潜心研究，数易其稿，历时十年，终成专著。该书涉及一个饶有兴味的课题:在专制主义独大的传统中国，政府对文字的审查进而通过此力图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是如何进行的，特别是中古时期的“文字狱”是怎样演进成为近代的书报检查制度的。细读此书，我认为这是一部研究近代书报检查制度形成演变的信史。

    书报是传播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也是民众各种诉求得以呈现的重要方式，因此，加强对书报的控制就成为历代政府的必然选择。在清末，书报检查是专制政府进行文化教育管理和舆论检控的重要手段。但晚清政府以书报检查来控制舆论的预期目的并未达到，这既是由于国家无力挽回的持续衰败导致合法性基础的崩溃、官方意识形态调整的过度滞后，又是由于书报检查的政出多门，其执行者并非总是按照统治者的意志办事，导致国家控制力的极度薄弱。这一切昭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必须有效纳入国家政权的管理中，政府需要进行适度控制，但也必须因应时代的发展趋势，不断调整改革，遵循其发展规律，遵从法律规范，这样才能为其健康、有序发展创造条件。

    该书理论上有较大突破：将晚清政府对书、报的检查和教科书审定这三种意识形态控制的重要方式，从整体上作系统考察，为前人研究所未见；对晚清书报检查的流程、书报检查与时局的关系作专门论述，对书报检查的种类、方式进行分析，对书报检查呈现的时代特点和文化意义进行解读，对晚清教科书审定制形成的基本过程、机构与人员、教科书审定的操作程序进行阐释，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前研究的不足。

    该论著多学科结合，既采用了历史学的重视实证的方法，从原始材料入手，进行具体而微的研究。又综合运用了历史学、教育学、新闻传播学、政治学的若干理论和概念。在资料搜求上，作者颇下功夫，发扬了“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的学术精神，用数年时间查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的各种未刊档案，上百种资料汇编、日记文集、传记年谱和报刊，论著建立在可靠扎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并能搜遗探秘，取精用宏，发见了不少新资料，且于细微之处辨析考求，使著述成为一部精致的信史。正如历史学家吕明灼先生所言，该书“资料既博又新，为同类著作所少见”，“几乎满书都是广博的新材料，几乎每一句话都有丰富的资料依据，这种广博的资料使该书的学术价值具有深厚的基础”。

    在宏观层面上，著者认为书报检查是清政府统制各种思想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但通过书报检查来掌控意识形态的预期目的并未达到；晚清的书报检查虽有“文字狱”的承继痕迹，但从制度而言，则是近代的产物，主要受欧美、日本影响，具有法律化、制度化的趋势.清政府对一般书籍的审查制度并未完整建立，报刊检查制度基本形成，教科书审定制度则最为完备。在微观层面上，论著论证书报检查制度的近代性、引进源流、程序与机构及其与时局的密切关联等,时有新意。

    该书是学界第一部全面论述晚清书报检查制度的著作，要研究近代中国书报检查制度的形成演变，该书应该参阅。当然，该书也有若干问题尚可继续深入讨论，郭卫东教授在序言中指出，该书有个别“言之成理而未彻，持之有故而未周”的地方，这正好说明学术的无限可推进性；辨析与质疑，正好证明该书为此领域的发端之作，也正是该论著能引起大家关注的理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