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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史以来，人类因战乱、灾荒或其他因素引致的区域性流动与迁移从来没有停止过。进入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全球化、城市化大潮中，越来越多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为了追求更好的收入与发展选择迁移，他们从山区、乡村来到城市落脚，以边缘姿态生存下来。他们生存的地域范畴及其人群聚落，被加拿大作家、加拿大《环球邮报》欧洲局负责人道格·桑德斯称为“落脚城市”。
早在几年前，桑德斯就开始注意这个迁移群体，当他读了加拿大城市问题专家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并采访了这位作者之后，受到启发，筹划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一项对若干“落脚城市”历史与现状的田野调查，进而写出记录当今世界人口迁移，特别是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大流动的著作，也就是最近在中国大陆推出的简体版《落脚城市》。
从2007年启动的这项调研、写作计划，在桑德斯及其团队的努力下，历经三年，足迹遍及十六个国家的三十个城市、乡村。他在书中用生动、翔实的讲故事般的笔触记录了“落脚城市”的环境和身处其中的居民们的工作、生活状况，也以相对客观、思辨的视角对所接触、搜集的资料加以归纳与解读。说到那些人们的命运，诚如该书封底所言，“我们都是被城市化的一员，我们回不去故乡，也离不开城市”。
日前，桑德斯携此书来到北京，与学者秦晖就城市发展等话题展开交流，还到北京大学做了相关主题演讲。他对中国经济与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印象深刻，对数据与政绩背后的种种隐忧也不乏警醒。
读书报：据说最初确定实施全球范围调研“落脚城市”现状进而写下《落脚城市》这本书是受到《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作者雅各布斯的启发？你对这本在中国也很有影响的著作及其作者有何印象？
桑德斯：雅各布斯曾经是我的邻居，大约在2000年前后我们住在加拿大多伦多同一个社区。当时我们所住的社区因为要修建高速公路而面临拆毁的命运，雅各布斯努力阻止这一事件的发生。我读过她所有关于城市发展的著作，从个人层面我也非常欣赏她。她的作品中最富启发性的是更人文的自由主义，她把城市看作有机的生命体，像是一棵植物从土地上生长出来一样，其中的人类有其发展轨迹，人们应该掌握自己的命运，政府当然有时要进行宏观规划，但更主要的是为城市的发展提供阳光和营养，确保良性的环境。
读书报：《落脚城市》的筹备和写作具有全球化视野，面对世界，书中记录的这些落脚城市当初是如何确定的？标准是什么？
桑德斯：其实在写作这本书之前，我作为一名记者已在工作中积累了相当多的个案，比如我去过印度、伊朗还有欧洲的一些国家，特别是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我在那里待了很久，是我最初做研究的地方，《落脚城市》中第一个写出的故事也是关于那里。
我发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落脚城市有相似之处，它们的经济发展等模式好像遵循着某种规律。在中国我得花上一个月时间，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正在进行城市化的国家。巴西也该待上一个月，因为那里是后殖民时期以来城市化发展得比较完善的国家。我去每个地方之前，都会有些当地的研究者帮助我做前期调查。比如在中国，我挑了重庆的一个地方，这是目前世界上城市化发展进程最快的地方，当地研究者告诉我，重庆周边有很多这种“不合法”的落脚城市。还有深圳，这算是世界上第一个计划性的落脚城市，是为了成为落脚城市而建立的城市。
读书报：你以西方记者的身份进入落脚城市，就算有当地人预先铺垫，就能顺利让落脚城市的居民向你敞开心扉？遇到过什么难题吗？
桑德斯：我在这些落脚城市的调查总的来说都非常顺利，也许那些贫困的人们反而没有那么强烈的隐私感，他们的生命更容易向世界敞开，有更强烈的倾诉欲望。
有些地区在材料采集上是比较难的，比如巴西的一个落脚城市暴力与毒品泛滥，我去那里的前一天求助于当地的线人，让他告诉当地人，明天有个白人要来看看，拜托你们不要用枪指着他。可是我去的时候，社区入口就有个年轻人端着AK47指着我，露天摆着毒品。那是我唯一觉得会有生命危险的一次。
读书报：对于这些迁移到城市生活的外来者的生活聚落，以往我们都叫城中村，或者城乡结合部、贫民窟，“落脚城市”这个提法是你首创的？为什么不沿用原来的说法？
桑德斯：城中村、贫民窟是非正式的命名，学术史上也有对这类区域很正式的命名。但那些命名将这些区域视为稳定、一成不变的，好像它们一直存在，甚至将之视为城市的癌细胞。用“落脚城市”这个名称，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群体有些不同寻常之处，我想捕捉这类社区的动态本质，“落脚城市”应该像个工具，可以使乡村移民从自给自足的乡土农业经济转移到发达的城市经济上来。人们从乡村迁移到城市，从这个社区经过，然后到达另一个阶段。
读书报：书中第一章就写到重庆郊区的落脚城市“六公里”，整本书还至少提到中国三次，为什么这么设计？
桑德斯：当时，我在“六公里”待了几天之后就意识到这是我用来讲述、形容落脚城市最好的例子。那里关于落脚城市的一切元素都清晰可见，我可以看到这些移民和他们来自乡村的联系，也看得到他们如何通过做小生意把自己连接到城市的内部，社区中的个人活动所产生的经济现象也非常明显。那一次我先后去了四个类似的地方，只有“六公里”的每个人都愿意交流，我也有机会找到落脚城市形成时最原始的居民。我可以用这些素材勾勒出这个落脚城市相对完整的发展历史，这对我的写作来说是个非常完美的开头。
读书报：你并不认为自己是学者，这本书的内容除了田野调查的成分，也有很多场景、对话的描述很通俗，像讲故事一样。你如何评价自己的写作风格？
桑德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想引起学界和大众对落脚城市这个社会现象的注意，当然我也获得了很多学科学者的帮助。采用相对平淡的叙事风格是因为我是个写作者，不是小说家。已经有很多作者写出关于城乡人群迁移和落脚城市中贫困人群生活的小说，我无意再增添一部这样的作品。我想让写作更接近真实，即使它不够有爆炸性的阅读效果。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写作风格，比如我们很熟悉的彼得·海斯勒（何伟）关于中国的写作，那是散文体的写作。他学会中文，融入中国的生活，被中国当地人接纳，这简直是太美好的写作。我很喜欢他的作品，但我做不到，我的写作也不是这一派的。
读书报：书中这个波及全世界的调研项目是2007年开始做的，几年过去了，你和书中写到的那些人还有联系吗？对那些落脚城市你是否有回访？
桑德斯：就我了解的情况，书中写到的大部分地区已经不存在了，比如说孟加拉达卡的那个落脚城市三周前被“摧毁”了。还有“六公里”的大部分也已不存在了。如果你问重庆官方的话，他们也许告诉你，“六公里”不存在了。原来住在那里的人们都已搬到新公寓，那是政府为他们建的。实际上，这些乡村移民不一定真能住进去。
读书报：你说写这本书是为了让学者和公众对落脚城市的社会问题有所关注，你提出了这些问题，但解决方案在哪里？
桑德斯：我当然不认为落脚城市就是好，但暴力拆毁是很野蛮的。解决方案？应该由政府提供更好的住房条件和经济机会给那些从乡村迁移到城市的人们。我看到巴西、哥伦比亚、菲律宾等国政府已经渐渐意识到了这场人类历史上大迁移的积极性──有助于促进城市化发展，使一部分乡村人口脱离贫困。
读书报：现在回头看这本书，在这个项目的实施和写作过程中，还有哪些遗憾有待改善？
桑德斯：我觉得自己应该花更多时间去补充调查，我也应该更关注落脚城市中的教育话题。另外，我后来又找到很多成功案例，可以补充进去。
（感谢莫晓敏翻译支持 本报记者 丁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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