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康与内藤湖南的书缘情谊

    一

    1933年11月，董康（1867—1947）受日本中国法治研究会邀请，在东京学士院举行了历时一个多月的“中国法律史”系列演讲。演讲结束后，外务省东方文化事业局举办了隆重的答谢晚宴，东京法学界和中国学界的新老朋友也频频为他设宴叙谈。之后，董康驱车南下到京都，继续访书会友。抵达京都的第三天，他就去拜访老友内藤湖南。

    在1934年1月12日的日记中，董康写道：

    一时许，偕伯醇、鼎甫、小林雇自动车至瓶原村访湖南。是处有木津河，可航小艇。四山环抱如瓮，亦称瓮原村。湖南于山半小筑数椽，题为恭仁山庄，因属恭仁京之旧址也。湖南适卧病，延余等在榻边清话，知余之来，预储古书以待。内藤原朝写本古文《孝经》《周易》单疏，新以五百元得之田中者。并出莫子偲旧藏唐写本《说文》木部，俾余题跋。余以不善书坚辞不获，勉题四行于后。湖南指余为文化侵略大将，余安能具此资力？然自问不无宣传之功。（见《董康东游日记》卷七）

    这虽已是董康第五次到京都，却是第一次登临内藤晚年的私家宅园——瓶原村恭仁山庄，故文中对山庄的地理环境、取名由来均有记述。内藤与董康是多年的书友了，两人以书相知，在以往的访书鉴书、藏书刻书等活动中，结下了深厚的交情。故内藤抱病延客，“预储古书以待”。在这里，董康亲见了“日本国宝”级的稀世珍籍——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六页。我在《恭仁山庄的文化遗产》（载于2012年2月22日《中华读书报》19版）一文中，提到过这份原为莫友芝旧藏、后辗转入内藤之手的稀世珍宝。从这卷子上的题记跋文，依稀可见它在唐以后穿越千百年岁月烟云的状况。卷首有曾国藩应莫友芝之请而题签的“唐写本说文”五个大字，卷尾依历史时序，先后有宋米友仁“恭跋”、宋俞松“题记”，原本六页的连接处，均有南宋“绍兴”小印玺钤之。研究者据此判断，至南宋初年，此卷应存于王室内府。此下，有曾国藩、莫友芝题诗，诗后又有吴云、陈宝琛、翁同龢、杨守敬、王树柟、樊增祥、白坚甫、傅增湘、杨锺羲、张元济等中国学人及日本人西园寺公望、犬养毅、德富苏峰、桥本独山、市村瓒次郎、小川琢治、铃木虎雄等人的题跋。董康是这串名人题跋者中最晚的一位。同年6月，内藤湖南病逝于恭仁山庄。

    日记中所谓“湖南指余为文化侵略大将，余安能具此资力？然自问不无宣传之功。”真耐人寻味之句。内藤湖南戏指董康历年在日本寻访善本秘籍，将之取回中国，乃“文化侵略”，而内藤其实正是大力帮助他日本访书的书友之一；而董康本人则认为自己“文化侵略”的资力尚不足够，只是通过刊刻重印在日本觅得的善本秘籍，为遗落在日本的中华遗珍尽了宣传之力。

    二

    以下略述董康历次京都游，以及与内藤湖南学术交往的大致情形。

    1906年初夏至岁末，董康游日本，卜居东京小石川，与汉籍版本专家岛田翰结识，两人并于秋日同赴京都、奈良访书。论者多沿袭台湾苏精《近代藏书三十家》中董康一节的内容，说“董康日本行”共有七次，而这一次正是诸多董康研究论著中忽略掉的一次。此次日本行，记载在董康甚为知名的《刻皕宋楼藏书源流考题识》一文中：“丙午（1906年）初夏，余游日本东京，获交岛田彦祯（翰）……时余卜居小石川，岛田频来寓所，析疑责难无虚日。秋日相与访书于西京奈良间。”次年，因为静嘉堂购入陆氏“皕宋楼藏书”，岛田翰作《皕宋楼藏书源流考》，董康为之在中国印行，并在“题识”中为国宝流失深表悲愤，欲以吁请国内藏书家保护珍籍善本。1906年秋日的京都行，董康是否与内藤相见，目前尚未见到相关资料记载。但董康因为岛田翰与皕宋楼事件，对日本东京、西京（京都）两京的中国学家、汉籍藏书机构有了相当的了解。

    辛亥年至1913年，董康因辛亥革命携藏书避居京都。当时，罗振玉、王国维也同时在京都隐居，与京都大学的中国学家狩野直喜、内藤湖南、小川琢治等多有往来，切磋学术、互通典籍，董康虽不如罗、王那样享有学术盛誉，但也以富有藏书、深通典籍善本而兼营刻书见重于京都学派的学者们。因为经济窘迫，董康曾以部分藏书出售给日本巨富兼古籍收藏家大仓氏，以维持生计。同时，他自己也因此由纯粹藏书而转向兼营刻书。如1913年董康曾影印日本所见宋版《刘梦得集》，此书为日本福井氏崇兰馆旧藏，而中国久已不见，被称为“艺林奇宝”。董康请内藤湖南为影印本作序，序中写道：

    清国董授经京卿雅善鉴藏，又喜刻书，倾避地东渡，侨居平安，既尽阅崇兰馆之藏，深爱此书，借览不足，竟谋影刻，乃用玻璃版法精印百部，以贻于世。虽纸幅稍蹙原本，而精采焕然，不爽毫发。自兹东瀛秘笈，复广流传；中山精华，顿还旧观。是则授经之有功此集，不在次道下矣。大正二年八月，内藤虎。（见《湖南文存》卷三）

    “雅善鉴藏，又喜刻书”，有功于稀世珍籍的流传，从内藤对董康的如此评介，可见两人交往与相知已属不浅。

    1924年一年间，董康与内藤在京都和上海得以多次见面。先是因1923年董康赴欧美考察政务，1924年4月归途经京都时，滞留半月，得以与内藤等京都旧友再次相聚。巧的是，同年7月内藤也有航欧之旅，在法国、英国等地访查敦煌经卷等中华典籍，往返时均取道上海，在上海又与董康再续书缘。关于这一年两人的交往，可从内藤10月间于巴黎写给董康的一封信略知一斑：

    授经司农阁下：沪上分手，忽已三月。承嘱新印书署签，旅次匆卒，久未操翰。顷得小闲，乃勉强涂鸦呈览，未知中用否？法国伯希和、英国适尔士二君，弟皆已见之。见托各书，皆递交讫。勾留伦敦五礼拜，英博物馆所藏石室遗书，除内典未染指外，已睹一百四十余种。……其余满、蒙文书，则石滨、渊鸳二君为编书目，皆足补东方著录之阙矣。……明春一、二月间，舟过沪上，重叩贵府，当以此游所获奉览，同其欣赏耳。专此肃布，并颂著安。虎顿首。（见《湖南文存》卷十六）

    董康先内藤一年访欧，两人沪上相见时，推想董康一定为继后访欧的内藤做了相关介绍和“导游”，故而内藤在巴黎时，就给董康写信汇报自己的行踪及收获；在旅途中，亦不忘践行承诺，为董康的“新印书署签”，而且期待“舟过沪上，重叩贵府，当以此游所获奉览，同其欣赏”。两人互相信赖，彼此倚重，互通学术信息及访书资料的学术情谊，于此可见一斑。 

    三

    董康与内藤过从最密、交往最多的，当数1927年新年至5月1日在京都的这段时间。董康因国内北伐战争，被军阀孙传芳点名通缉，因而再次避居京都，寄寓京都油小路御前通长谷川旅馆。国事不定，避难异邦，而异邦正是故地，董康便在京都以读书访书排遣寂寥与不安，在日本书友的引导协助下，他访秘籍，探珍本，亦往东京小住，对东西两京所见之书一一著录，获得重大收获。这些活动因有他的《书舶庸谭》一至四卷详细记之，故论者多有述及。此不详述。

    单从董康与内藤湖南的学术交往看，也是可圈可点。如董康向内藤借阅校录伦敦大英博物馆敦煌遗书的二百余张影印片，这正是1924年内藤访欧所得，践行了内藤所谓“当以此游所获奉览”。其中多董康未寓目者，故“恳以每日借携归寓校录，蒙其首肯”。遂逐日往返内藤家交换影印片。又，董康从内藤处借得“中国绝无传本”之《二刻拍案惊奇》，“恳其设法借印，以备《曲海》之参考，湖南允之”。此时董康热心于戏曲话本之搜集补遗，以校订增补《曲海总目提要》，故于日本两京公私藏书处，着力调查搜检这方面的秘籍遗珍。内藤给予的学术馈赠不可谓不厚。  

    这次我在关西大学内藤文库的相关信件中，看到董康致内藤书信、便笺数通，除了事涉书籍借阅、归还等短笺外，还看到两封较长的信件，一是董康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写给内藤的致谢信。信两页，写在薄如蝉翼而洁白细密的“诵芬室制笺”上，连同此信的信封，透过岁月的风尘，娟秀的字迹一一清晰可辨：

    湖南博士著席，东洛停车，忽焉五月，频年契阔，于以少慰。离家日久，乡讯频催，茫茫言归，可胜怅结。别后出帆，航程托庇，一路平安，昨午抵沪。……此行载宝而归，如游万里，胜读十年，先生之贶，亦至厚矣。尘俗牵连，留日苦少，不能遍录以还，未免自呼负负耳。客中诸荷照拂，铭感无已。……匆先布谢，不尽覼缕。顺候道履，弟董康顿首。5月2日。

    上面说到，记载董康此行的日记《书舶庸谭》，它的最后一篇是5月1日抵达上海回到家中。而这封信写于5月2日，正可以说是《书舶庸谭》的尾声。信中表露了董康日本访书收获满满，“载宝而归”，而意犹未尽、别情依依的心情。这一方面是因为访书之事并未穷尽，“不能遍录以还”，心有余憾；另一方面也是对日本书友产生了愈益深厚的感情。正如他自己写道：“文字因缘，固有胜于骨肉亲知万万也。”又如离开日本归国时，神田喜一郎和小林忠次郎从京都送至神户码头，董康写道：“舟离岸丈许，鬯庵（即神田）等高飏手拭，余亦遥应。初不过交际恒仪，然触念身世飘零，不觉泪涔涔下也。”此时的董康正好六十花甲初度，竟儿女情长地“泪涔涔下也”，也确是真实情感的流露。另一封信是告知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元济即将赴日访书，希望内藤给予指引帮助。

    董康此行离开京都是在1927年4月底，而内藤湖南搬入恭仁山庄正是1927年的8月。故而，董康是在本文开头所说的1934年初，才首次登临恭仁山庄。

    董康与内藤湖南的书缘情谊，只是他与日本中国学界、图书馆界、藏书界，还有法学界诸多知名人士密切交往的一个代表、一个缩影。以书会友，惺惺相惜，亲爱信赖之情，日久弥深。如果是在一个和平友好的时代，这不愧是中日两国文化学术的幸事。可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华时期，董康仍因个人私谊与纯粹的学术情趣，一味沉浸在与日本的亲近友善之中，至少是不识时务的。这也是导致他稍后不顾民族大义，于1937年底附逆华北伪政府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