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治通鉴》看中国智慧和中国道路

    这一年多来，我一直在给学生开《资治通鉴》导读课，获得很好的评价，此外也给一些部长和企业家讲过这方面的内容，反馈也不错。我给学生讲《资治通鉴》时，是着重它的史料价值，即有无新的材料。一般情况下，搞历史研究的人不读这本书，因为先秦到秦汉的历史，《史记》和《汉书》已有记载；当然，研究魏晋南北朝部分的人，如田余庆先生他们，对此书会注意一点；只有研究隋唐史的人读《资治通鉴》比较多一些，因为其中提供了新史料；除了搞史学史的人，一般的专业工作者基本不重视这本著作。实际上，没有人不说《资治通鉴》好的，但史家很少去读，因为他们只关心其中的新史料。学者搞研究都想讲新话，但实际上，新话越来越少，因为一千多年下来，重要的话已经被人讲完，后人再接着讲，都是些鸡零狗碎，研究难免越搞越细，越搞越小。但历史不是为写文章而存在的，而是提供一种智慧，《资治通鉴》就是一本提供智慧的著作；从曾国藩到毛泽东这些政治家都喜欢读《资治通鉴》；甚至作家金庸也说，当年他能为《明报月刊》写出精彩的社论文章，也是因为读了几十年的《资治通鉴》。

    我们读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钱穆等人的著作时，并不是读它的史料价值，而是读它的分析及其智慧，将之作为一种视角。《资治通鉴》也是如此，当我们面对大众阐释它时，发现其中蕴含的智慧，真像大海一般。曾国藩读书有两条门径：修身不外读经，经济不外读史。他尤其推崇《资治通鉴》，认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公《资治通鉴》”。有学者认为《资治通鉴》不重视经济，其实《资治通鉴》对汉唐以来国家对工商的管理治理有很详细的记载。可以说，《资治通鉴》是中国人治国安邦的经验总结。我们肯定西方的科技成就，肯定中东南亚的宗教成就，却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治国成就嗤之以鼻，这是五四以来一个认识上的误区。

    《资治通鉴》让当领导的人要懂得“仁”（懂政治）、“明”（有判断力）、“武”（有决断力）。如其中讲到魏国太子子击出行，在路上遇见老师田子方，下车行礼拜见。田子方没有还礼。太子很生气，对田子方说：“是富贵的人能对人傲慢呢，还是贫贱的人能对人傲慢呢？”田子方说：“当然是贫贱的人能对人傲慢，富贵的人怎么敢对人傲慢呢！国君如果对人傲慢，那么就会失去国家，大夫对人傲慢就将失去封地。失去他国家的人，没有听说有以国君的待遇对待他的；失去他的封地的人，也没有听说有以大夫的待遇对待他的。贫贱的游士，说的话不听，行为不融洽，穿上鞋子转身就走人，到哪儿不能成为贫贱的人！”这个故事很启人心智。其实智慧很少是新的，但要让这些道理来感动人，就需要读《通鉴》那样有感染力的史书；就如同艺术，就需要用各种手段让听众受到感染，“老生常谈”被体悟被感染就会成为“人生真谛”。

    最近还读了许倬云的两本书：《万古江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出版）和《历史大脉络》（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出版）。许倬云的书比较注意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来揭示中国历史，读后很受启发。中国历史与西方不同。上次我在香港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汪荣祖先生在发言中谈到辛亥革命，他说17世纪是英国革命，18世纪是法国革命，19世纪是美国革命，20世纪是俄国的十月革命，因为这些革命更换了政权，也更换了制度。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是土地买卖的合法化，打破世袭，社会身份可以流动，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从封建制到郡县制的变革就有这样的类似特征，其中最重大的变革是土地的买卖，废除封建体制，废除世袭，通过奖励耕战等多种方式来改变社会身份；发展到宋明两代，在科举制度下宰相大部分都是平民出身。

    我的看法是，西方16世纪以来所追求的破除封建等级制、促进社会身份流动的近代化路径，中国在农业社会时代就在某种程度上经历过了。贾谊针对“务为进取”导致社会风气败坏而开除的药方，并不否定法治，但他认为要使社会得到和谐和约束，就需要一套意识形态体制即礼仪，中国的礼法文化便是为了建立这种体制的产物。于是中国走着一条与西方很不同的道路。《资治通鉴》对于汉武帝用桑弘羊打击工商、管制资本、与民争利是持否定态度的。

    在一次关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讨论会上，我说文化软实力不是靠卖茶叶或中餐就能建立起来的，而是对于中国道路的正当性能够为国内乃至全世界的人民所理解和认可。我认为，现实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个发展，中国道路应当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种延续与创新。但是，近代以来我们对传统抛弃太多了。有人说中国是世界上否定自己历史最严重的一个民族，并不为过。中国现在所走的道路是从其历史路径自然延伸出来的，我们现在的事业是在继承祖先事业的基础上展开的，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道路的未来走向，这就需要我们坚守传统、海纳百川、做出创造。问题是我们的治国传统是什么？大家未必清楚。搞清楚自己的传统家底，这就是读史的意义所在。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