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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1年11曰24日，冬季小雪时节，正是169年前林则徐流放伊犁、跋涉在天山北麓的旷野上，驱车渡过冰冷的玛纳斯河之日，我在乌鲁木齐终于期盼到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受来新夏先生委托、寄赠的两巨册《林则徐年谱长编》，蓝色布面精装，绿色封套上有椭圆形林则徐官服像，内容厚重，印制精美。喜不自禁！
这样，我手头就有来先生编著的关于林则徐的四部年谱：
一是《林则徐年谱》（34万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第1版，由来先生委托责任编辑王有为先生寄赠。
二是《林则徐年谱》（增订本，45万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第2版，在当年10月于福州召开的“纪念林则徐诞辰二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所赠。
三是《林则徐年谱新编》（68万字），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 6月出版，在香港回归前夕由来先生签名寄赠。
四是《林则徐年谱长编》（86万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由来先生委托策划编辑冯勤女史寄赠。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林则徐年谱长编》（套装上下卷）是“晚清人物年谱长编系列”之一。本书是国内首部完整辑录关于林则徐一生资料的年谱长编，文献征引包括奏折、文录、诗词、信札、日记、译编、旧谱等大量第一手资料，有些文献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书中对林则徐的有关资料、重要事迹多有考证，并引述学术界的最新成果，是研究一代伟人林则徐生平历程的最新、最完整的编年资料。
面对这四部林则徐年谱，挥之不去的如烟往事涌上心头，令我感慨万千！
二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新疆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从事学报编辑工作，业余从事新疆文史研究。为林则徐的伟大爱国精神和高尚人格所感，开始注释林则徐的流放诗作，自是难处颇多。正在这时，从《南开史学通讯》上获悉来新夏先生将出版《林则徐年谱》一书。这对我无疑是极大的福音，于是冒昧向素未相识的来先生致函求教，很快就接到来先生热情鼓励的回信，并委托王有为先生赠书。
就这样，我成为来先生《林则徐年谱》的直接受益者。在注释林则徐流放诗作的过程中，解释诗题与介绍背景，多采用年谱之语。每有疑难不解之处，都是致信请教，来先生都是不厌其烦地认真解答。同时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产生一些个人看法，想向先生提出来，但因顾虑就放下了。
1985年10月，我赴福州参加“纪念林则徐诞辰二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才首次见到来先生。会议向每位代表赠送了来先生新出的《林则徐年谱》（增订本），我便为自己未能在此前提出个人看法，心中深感内疚和自责。
为迎接香港回归，来先生又着手进行《林则徐年谱新编》。1996年4月12日来函：“我现正在改写林则徐年谱，思有新内容补入，望弟支持二事：（1）近年有否见到新发现史料（特别是新时期）；（2）林公有关诗、画及行踪遗迹照片（如坎儿井、修水利以及实物）。”
我遵嘱陆续寄上有关资料和往年所拍照片（后来《林则徐年谱新编》出版时，书前选用了我所拍的伊犁惠远城钟鼓楼照片。这次《林则徐年谱长编》依然选用，惜是误为“慧远城”），并说想就先生年谱中的流放部分提点儿意见。先生很快回信说：“甚为欢迎。现正一校，尚易增改，请速寄下，切切。”在先生的鼓励下，我寄上了对先生《林则徐年谱》（增订本）流放部分的意见。先生回信说：“所提各条足征爱护之切，可称诤友。我已逐条核对，不禁汗颜，如此疏缺不可自谅。承为指正，当今之世实为难得。尚有数处共商。”同时寄上的还有我对福建郑丽生先生《林则徐诗集》校笺本写的指瑕文章。来先生此前曾嘱咐我不要批评过甚，郑先生年高，应示尊重。信中同时指出：“对郑老之做法，甚见宽厚。”读着信，我不禁为先生严于律已、宽以待人，认认真真做人做事的精神所深深感动。
三
香港回归之前的1996年9月，我也正准备出版三易其稿的《林则徐诗选注》，通过林则徐后裔林子东先生向林则徐基金会申请出版赞助，并向来先生寄上打印稿一校样，请为作序（此前1992年底，来先生曾应邀为我在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的《清宫流放人物》作序）。先生回信说：
周轩老弟：
我因积劳于十月六日不得已住进医院检查，结果是房颤。医嘱休息，强迫治疗，条件尚好。现已开始恢复，待体力稍恢复即着手治疗。但年龄大了，最多维持原状。我对这些事素来洒脱，无所谓，听天由命吧！
在病榻上看了你的诗选，很好。有几点意见供参考：
（1）错字太多，当然是排错。但有些估计是原稿写错，希望再照原件细校一次。
（2）注释中第①条应标出题解，从第二条下标注释，这样体例明显些。
（3）诗作编排次序，有些编不太顺，最好详细核查一下作品年代。
（4）题解和注释中有些语句似采用年谱原词，互通有无，我认为可以，但希望你稍加改变，以免给人口实，你核对一下。叨在知己，实话实说。
（5）诗选以赴戍为中心，首尾分量稍轻，是否增大一点。
浅见如此，备参考。
申请书写得不错，希望你再致函子东大姐，她很热心，会帮忙促成的，我也会在通信中涉及的。
先生在病榻上认真审读我的书稿，并提出具体修改意见，还那样关心书稿的出版，我真是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立即全身心投入修改之中。我这部历时十余年的书稿，在新疆高校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和林则徐基金会的赞助下，由林子东先生题写书名，由来先生作序，终于在香港回归前夕，由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该书荣获新疆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四
连日来，我捧着《林则徐年谱长编》手不释卷地苦读。和另外三个版本对比，从字数上来说，第一个版本34万字，第二个版本45万字（增加了10万字）；第三个版本68万字（增加了23万字）；第四个版本86万字（增加了18万字）。可见来先生对林则徐年谱的修订所下功夫之大。
关于林则徐最早的年谱，应当是林则徐同乡、近人魏应麒编写的《林文忠公年谱》，由商务印书馆1935年铅印出版，有着筚路蓝缕的开拓之功。但来先生感到薄薄的一本小册子与林则徐如此重要的人物似难相称，于是有心重编林则徐年谱。
在魏氏年谱30年后，来先生积多年之功，广泛搜集资料，蛰居斗室，俯首书案，历有年余，终成《林则徐年谱》初稿三十余万字。不料竟遭“文革”厄运，幸存草稿，被遣放津郊农村四年，在耕余灯下遂成三稿。返校后参校订正，是为四稿，成三十四万言。但在那个时事纷扰的年代，何敢言出版？
如来先生业师启功先生所调侃的：十八年寒窑盼来了薛平贵。在百废俱兴的八十年代，《林则徐年谱》终于在上海出版。与此同时，厦门大学杨国桢先生的《林则徐传》在北京出版，南传北谱，标志着林则徐研究的学术春天已经到来。
五
当代史学家冯尔康先生在《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书中第四章专谈“年谱”，开头就说：“关于清朝人的年谱，来新夏有过很成功的研究，他著作了《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特别是代序《清人年谱的初步研究》，论述清人年谱基本情况和学术地位，对清人年谱的谱主、编者、表达形式、编制体例、史料价值评论尤详。”来先生在对清人整体观照的同时，更对林则徐独具慧眼，情有独钟。
旧年谱往往孤立地叙述个人的活动，读后不能达到“知人论世”的目的。来先生把林则徐放到十九世纪中国的乃至世界的广阔背景下来叙述，使林则徐的言论行为与整个时代、社会和民族，有机地联系起来。
书中运用大量资料，不是简单地堆砌或剪贴，而是在认真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分类，提要勾玄。旧的年谱之作，大都偏重于“叙”，罗列材料而已。来先生则夹叙夹议，史论结合，而又有所考订。
细读全书，感到增补修订的内容实在不少。例如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十日（1841年6月28日），道光帝以靖逆将军奕山主持的广东战事失败归咎于前任，下旨流放林则徐和邓廷桢。此前年谱和国内外学者的所有论述，都是如此。《林则徐年谱长编》中来先生从《清宣宗实录》引录全文，前面说：“谕内阁，国家设立兵丁，勤加训练，所以严武备而不虞。总督有统辖之责，必应于平时认真督率将备，加意练习，使之有勇知方，一旦猝遇外侮，何患不破敌摧坚，立功奏凯。道光十二年，两广总督李鸿宾，广东提督刘荣庆，因办理军务，临事不能得力，平素毫无整顿，曾经遣戍。”接下来再说林邓之事。来先生按语：“道光帝为此追究历任粤督以掩饰靖逆将军奕山在粤的败绩。”
又如此前年谱都引林则徐日记赞美冬天的果子沟，而《林则徐年谱长编》增加了日记中所记在果子沟遭遇大风雪，更突出了行路难。
林则徐与哈密王的斗争，是他结束流放前的大事件。但在《林则徐年谱新编》中没有提及。这次《林则徐年谱长编》从《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卷中将长篇告示和致伊犁将军布彦泰的信全部录入。信中的“百余人环跪递呈”，足以纠正中华书局版《林则徐集·奏稿》中的《商议新疆南路八城回民生计片》称哈密“有军民数万人环跪具呈”之误（但需指出的是，《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卷收入此折片，仍沿袭“数万人”之误）。
由此可见，来先生经过增补修订而成的《林则徐年谱长编》，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成就，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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