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听说的一种论调,是古代中国只有史学思想,没有历史理论。这一看法,追根溯源,至少可点到黑格尔。黑氏不但认为汉文字不利于思辨,甚至认为中国人的宗教内容本身都是枯燥的,“没有能力给思想创造一个范畴(规定)的王国”。就算孔子,也一点没有思辨的哲学。此论影响所及,遂给后人一种印象,即只有立足于对历史作宏观的本体审视,以最终建构一套超越历史的逻辑系统的历史哲学,才配称之为历史理论。本书作者不赞同这种看法,用最精简的文字指出:“历史理论是在历史层面上阐述理论问题,历史哲学是在哲学层面上阐述理论问题。”这就表明,历史理论与历史哲学的审视对象虽然是同一个,但立意与归宿点并不一样。
这三册书成了有力的见证。它表明中国古代不但有历史理论,而且源远流长、蔚为壮观。当然,在历史理论当中,同样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哲学的内容及意蕴。
如果说张岱年先生建立了中国古代哲学的范畴体系,那么,笔者认为瞿林东教授则建立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范畴体系。依据中国古代历史理论所涉及或明确提出的基本范畴(如天人、古今)来组织史料,其难度可想而知。因为,它既要从史料中提炼出范畴,又要以范畴为标准去罗织史料;它既不能混淆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内涵,又要彰显同一理论范畴的内在统一性与清晰性。本书每一卷的每一章,实际选取的正是这一时期的一个历史理论范畴。范畴的历时性“演变”与共时性“共存”非常巧妙地贯通、结合,用真切的事实回应了黑格尔所谓中国人“没有能力给思想创造一个范畴的王国”的无知妄语。(作者为《历史研究》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