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先生的“口误”

    3月7日《新京报》消息称，3月6日上午，“周海婴藏鲁迅文物移交入藏仪式”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举行，18种20册，总估价1200万元的鲁迅题赠许广平的著译图书入藏鲁博。其中提到，鲁迅在为许广平的题赠语中称呼“广平哂存”、“送给广平兄”、“送给害马”云云。消息转述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先生的评价：“这些书具有研究和版本的双重价值。鲁迅对许广平这些称呼，我们以前都不知道，这些对于研究鲁迅的家庭关系很有帮助。”

    鲁迅对许广平的称呼，真的是“我们以前都不知道”吗？答案是否定的。鲁迅对许广平的称呼，最全面的见于鲁迅、许广平通讯录《两地书》。

    《两地书》，最早的版本是《鲁迅与景宋的通信两地书》，1933年由上海青光书局印行，这个版本收纳鲁迅、许广平两人从1925年3月11日到7月29日在北京；1926年9月4日到1927年1月17日在厦门——广州；和1929年5月13日到6月1日在北平——上海三个时间段的相互通信的信札135封。这本书1938年首次收入《鲁迅全集》。后来1995年又出版过《两地书》的原稿、原信影印合本。2005年周海婴授权将一种从原信经过校正的版本，即《两地书原信》交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事实上，面市的《两地书》远不止于这几个版本，它在读者中的影响已十分广泛。两地书真实记录了鲁迅、许广平从相识、相知、相爱到结合生子的整个过程，两人之间称呼的变化正见证了这个爱的发展和深化，读来让人饶有兴味。

    1925年3月11日许广平出于敬重，忐忑不安写出第一封给鲁迅的信，称呼为“鲁迅先生”，落款为“谨受教的一个小学生许广平”；鲁迅当天回信，称呼为“广平兄”，落款为“鲁迅”。

    3月15日，许广平回信就“广平兄”称谓询问鲁迅：当我拆开信封，看见笺面第一行上，名之下竟紧接着一个“兄”字，先生，请原谅我太愚小了，我值得而且敢当为“兄”么？不，不，决无此勇气和斗胆的。先生之意何居？弟子真是无从知道。不曰“同学”，不曰“弟”而曰“兄”，莫非也就是游戏么？

    3月18日，鲁迅回信解释说：这回要先讲“兄”字的讲义了。这是我自己制定，沿用下来的例子，就是：旧日或近来所识的朋友，旧同学而至今还在来往的，直接听讲的学生，写信的时候我都称“兄”。其余较为生疏，较需客气的，就称先生，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大人……之类。总之我这“兄”字的意思，不过比直呼其名略胜一筹，并不如许叔重先生所说，真含有“老哥”的意义。但这些理由，只有我自己知道，则你一见而大惊力争，盖无足怪也。然而现已说明，则亦毫不为奇焉矣。

    因为这样的原因，加上鲁迅的年龄、身份、地位，绝大多数信札都一致称呼“广平兄”，落款鲁迅；而许广平则变化很大，二人之间称呼的变化多因许广平先用了一个新名，鲁迅再跟着呼应。

    4月8日，鲁迅回信说到想“对于思想习惯加以明白的攻击”，年龄大的人容易“有些暮气”，而“小鬼”年青，当然是有锐气的。4月10日许广平回信称呼“鲁迅师”，落款“(鲁迅师所赐许成立之名)小鬼许广平”。此后“小鬼许广平”一直用到6月30日。

    7月9日，鲁迅回信称呼“广平仁兄大人阁下，敬启者：前蒙投赠之”，内文提到许广平的文章，说道：贵骂，勿露“勃谿”之技，暂羁“害马”之才。鲁迅在信中第一次提到“害马”。明指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在开除许广平、刘和珍等6人的布告中称：“开除学籍，即令出校，以免害群。”从此，许广平到鲁迅家去，鲁迅和鲁迅母亲就都叫她“害马”，颇有陆游被人指责“放荡不羁”以后，干脆改名“放翁”的意味。

    由鲁迅的暂羁“害马”之才，自9月6日，许广平由一贯称呼“鲁迅先生”、“鲁迅师”，开始用英文改称“亲爱的老师”、“B.EL”(象兄)，自称“YOUR·H．M”、“H．M”或“你的害马”；鲁迅则称许广平为“H.M.D”(亲爱的害马)，自称“EL”。表明二人由相知走向相爱。这是在二人通信中最为亲昵的一段称呼。而且仅止于此。因为鲁迅原夫人朱安女士的存在，许广平公开表示对鲁迅只有亲人般的爱恋，没有婚姻的诉求。她在出版物上大胆把鲁迅写的“因爱情而与许广平结合”改为“因爱情而与许广平同居”，彰显自己纯粹圣洁的人格。鲁迅在世，她与鲁迅按月给朱安女士寄奉钱款；鲁迅逝世后，她一人按月寄奉，直到朱安离世。鲁迅、许广平，一双铮铮铁骨的革命斗士，一双忠贞爱情的人世榜样。今人不信世间真情，读读两地书，就知道一个爱字怎可随意出口。

    在鲁迅、许广平第三个通信阶段，即1929年以后，因为有了爱情的结晶周海婴，二人之间除了一些幽默、调侃、自虐的称呼，如“小刺猬”“小莲蓬而小刺猬”“乖姑！小刺猬！”等之外，长期使用的则是“哥”“姑”互称。直到这部分通信结束。

    回顾上述二人互称，目的在于说明，鲁迅称许广平“广平兄”“害马”云云，绝非孙郁先生所言“我们以前都不知道”，而是因为《两地书》被广泛阅读而为很多人所知道。这几乎是喜欢鲁迅的读者的“常识”。《新京报》的文章很可能是孙郁先生的“口误”。

    但话说回来，孙郁先生是谁？孙郁先生是前任鲁迅博物馆馆长，长期从事鲁迅和现当代文学研究。《鲁迅研究月刊》主编，主要著作有《鲁迅与周作人》、《鲁迅与胡适》、《鲁迅与陈独秀》等；主编《回望鲁迅丛书》、《回望周作人丛书》、《倒向鲁迅的天平》、《被亵渎的鲁迅》等。以孙郁先生对鲁迅全面而深刻的研究，能与《新京报》记者说出来“我们以前都不知道”的话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至此，我宁愿相信这是《新京报》记者的“笔误”或“耳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