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如何书写历史

    雪静的《天墨》，有一个新的背景，最近日本名古屋市长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讲话，不仅在南京，在中国都引起了很大反响，这实际上也涉及到很多我们特别需要探讨的问题，就是中日历史和现实的恩恩怨怨，在我们的文艺作品当中如何表现、如何表达，作家、艺术家如何拿捏这种分寸，即情和仇之间的关系，这其实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雪静的《天墨》写得非常敬业，认真准备材料，同时深入到现实生活当中，在艺术形式上做了很多周密的计划。这部书里我们看到两条线索的交叉，用“A”和“B”来叙述，两个叙述人的口吻，一个是第一人称，一个是第二人称，对小说家来说，第一人称已经很难写了，如果用第二人称叙述，在小说里是非常冒险的事情，和第一人称交叉来做，这是一个相对冒险的选择，但也是非常有艺术追求的选择。

    在这种框架下，小说包容进了很多的东西，作者必须在很多方面做准备，这甚至是超出她能力范围的东西，包括几十年来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恩怨历史，它所承载和积淀的，以及引起的反响。处理这样的题材相当不容易，把握不好很容易“走火”。

    近年来，中国当代作家创作有一种倾向，特别自觉注意把中国独有的传统文化，甚至是高端的文化、艺术元素带到作品当中来，中国水墨画，中国传统戏曲，中医中药，等等。大量的专业知识试图成为作品品质的一部分，要写得很地道，需要很高深的专业知识。小说中还包含了大量的专业性知识，一个大师级的名画家，价值数百万元的名画《秀春图》，再加上一些艺术品拍卖知识，要经得起专业人士的追问和考量，这对小说家来说并非易事。小说还写到各个层面的人物，既要写到中国人，还要写到日本人，既有战争时期的人，还要写二十一世纪的人，既要写老百姓，还要写到中日两国的首脑人物，作品中元素之丰富，直接面对主题的重大和深重，小说家如何面对，如何处理，成了这部小说最大的“看点”。

    多年以来，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界关于中日之间的恩怨情仇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表现，有很多问题没有处理好。欧美文学界和电影界有很多关于二战题材的作品，无论作家艺术家在选材和主题有多少个性化的追求，但有一条“律令”是不能被突破的，那就是，任何时候，纳粹都是残忍的，犹太人和普通老百姓都是战争的受害者，这个主题不能松动，是一条必须“自觉遵守”的“律令”。二战电影任何时候都会将战争的残酷写到极致，纳粹在道义上永远翻不了身。但是回过头看某些抗战题材作品，会发现一个特点，经常会出现暧昧的、温和的情调。早期是战争浪漫主义的弥漫，到了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相逢一笑泯恩仇的主题倾向，比如电影《清凉寺的钟声》、《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等等。近年来，一些作品借助中华文化强大魅力这个主题，试图展示日本侵略者如何折服于中华文化的精粹而放下屠刀或束手就擒。《梅兰芳》里的日本军官折服于京剧艺术，《叶问》里一个人的武术可以把所有的日本人打倒。这种看似充满力量的主题表达，却在两国仇恨的表达上失去了力量。《天墨》也让我们看到这种善良的痕迹，田中角荣良心发现，他这辈子最大忏悔就是要把这幅图送回中国，并把这个未完成的事业交给自己的侄女继续去做。这就使作品的主题力量上不够强大。战争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些东西我们要思考。雪静在《天墨》里保持了对战争性质的基本评价，没有刻意去用抽象的人性简化民族间的恩怨，但她为了作品的包容性和当下性，有时候有意设置一些温情主义的情调，这也是受了多年来文学艺术创作上的影响。

    有意味但不解渴。如何书写历史，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因自己热衷的情调冲淡了严肃的历史主题，这是需要我们的作家、艺术家认真思考和面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