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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不仅是传统史学的终结者, 也是新史学的开创者。其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评价自己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说明任公对自己的除旧之功是有自信的，但对自己的布新之功并未有足够的认识。以往对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研究也多侧重于他对传统史学的批判上。其实，如今看来，任公对于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影响在于其倡导一种总体史的著史范式和多学科的治史方法。任公于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一文中明确提出了新史学的三个核心思想，即在历史理论上服膺进化论，在写作内容上眼光向下、书写民众的历史，在写作方法上借用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尽管任公本人并未提出跨学科一词，目前见到的其在理论层面上提出相当于跨学科研究的文章仅仅是其1922年在东南大学史地学会所作的公开演讲《历史统计学》，但这并不否认任公在此一领域的开拓之功。翻开《饮冰室合集》，任公文中不乏运用多学科尤其是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统计学等解读历史的创见。当然，由于上述学科输入较晚，梁氏本人也多是从第三渠道借鉴而来，其在运用中难免生搬硬套，或者运用不当之处，但这并不能抹杀其对于多学科治史的倾心、实行和倡导。
石莹丽女士的专著《梁启超与中国现代史学：以跨学科为中心的分析》，全书分为八部分，前言部分重点介绍了梁氏生平及以往梁启超历史理论研究述评，第一章简要梳理了晚清民国时期欧风美雨对当时中国学术思想的影响及在此影响下，任公《新史学》诞生的时代背景。值得一提的是，石女士认为《新史学》诞生的初衷是救国，但其对后来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方法论上，即任公所倡导的总体史的著史范式和跨学科的治史方法，这一点我深为赞同。在此基础上，石女士全书共分五章即地理史学、社会史学、经济史学、心理史学和计量史学，在这五个方面对任公跨学科治史的理论与实践进行论述。这种排序既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又显示了作者严谨的治史态度。结语部分作者不但回顾了跨学科方法的学术史意义，而且系统梳理了任公之后跨学科理路在中国的延续。作者认为，尽管任公的《新史学》只是一场雷阵雨，但其影响力是潜在的、长期的，而且与唯物史观派史学一脉相承。当然，论述任公对跨学科治史的实践，并不能否认在现在后现代语境下，社会科学化史学面临的挑战，作者于全书最后亦从这一角度反思社会科学化史学的局限性，为今后史学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一种前瞻性思考。
梁启超《新史学》诞生已有一百余年。百年来，社会科学化史学经历过风雨，亦见过彩虹。可以说，《新史学》一经问世，就有赞赏与反对两种态度。石女士在书中亦对这两种态度做了较详细的论述。随着1950年代电子计算机的出现，1960年代后期西方史学界对社会科学在史学上的应用开始提倡, 计量史学开始流行, 跨学科方法遂受到关爱和推崇。但好景不长，20世纪90年代开始，后现代史学对于主流史学的颠覆性挑战渐渐成形，特别是客观呈现真相的可能性以及文字的稳定性及透明度遭到质疑后，历史学的真实性开始受到打击，此趋势一直延伸到21世纪。因此，欲从跨学科角度论述梁启超史学思想与实践，离不开百年来史学本身的发展。作者也正是基于这一思路而布局谋篇的。评论此书也必须在此百年史学的脉络下切入才有较全面的视野。
通览全书，作者对每一章并不就事论事，仅限于梁启超的实践活动，而是有源有流，持之有故。作者往往先介绍该一学科的产生发展及在中国的传播情况，继而对梁启超在此一领域的实践做一系统条理地论述，最后概述任公之后此一学科的发展，以凸显任公在此一领域的后续影响力。综观全书，鄙见以为有三大优点：首先，此书有力地指出梁任公较不为人熟知的另一种学术贡献，除了他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及颠覆外，他也有建设，亦即作者在他一千多万言的著作中找出梁氏的跨学科史学研究法；就破坏面而言，任公真有后现代主义者精神。其次，作者就任公之后逐渐发展成熟的一些西方社会科学，例如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计量技术等在史学上的应用及其在中国的受容或排拒都颇费心力去搜集并在书中介绍。吾人可以在此书中很扼要地掌握这些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及情况。再次在于作者将梁任公及其后学者的跨学科取径放在整个史学史的脉络中来论述，从新史学到新汉学，再到唯物史观的兴起以及改革开放后的面向西方，再到后现代史学的冲击。换言之，本书也成了20世纪中国史学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当然，读完此书后，或许有人会觉得作者将任公与这些跨学科之间的联系得如此紧密有些牵强；或是任公对后来的史学家及史学派别的影响力有些夸大；或者感觉此书的这种布局安排得过于均衡和平淡。但大体言之，还是符合社会科学化史学本身的发展脉络以及论述的逻辑。而且对于初治史者来说，导读性强，易于从总体上把握百年来中国史学的脉络。
梁任公于上世纪之初呼啸而来的《新史学》对于传统史学确有颠覆之势，但就像石女士所说，《新史学》的首要任务是救世，其客观影响则于任公所倡导的借用多学科方法治史，故史学界对于此一倡议是雷声大、雨点小，真正有价值的传世著作并不多。尽管自20世纪70年代后，心理史学、计量史学等在西方盛极一时，但到目前为止，成功之作寥寥可数，因为若想在此领域有所突破，历史学家也须同时是一个心理学家或者统计学家才较有可能。况且这两个分支学科本身的性质就有限制，不是尚无定论，就是史料的缺陷，揣摩人之心理本来就是隔岸观火，雾里看花。不论是心理史学或是对于统计方法的运用，也都只是史学研究的一项辅助，况且要求一位史学家同时也要对统计学、数学轻车熟路，运用自如，实在是强人所难。鉴于此，史学界对于借助社会科学方法治史的态度多为敬而远之，偶有论及，也感觉是浮光掠影，不能做彻底深入地探究。平心而论，作为一位史学工作者来说，从地理、社会、经济、心理和统计角度研治梁任公的历史贡献，难度不小，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本书中对于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统计学方面的知识仅限于常识化，肯定不如专业人士论述起来得心应手和深入。石女士本人亦深知这一缺憾，其在引言中说道：
隔行如隔山，正是出于对地理学、心理学、统计学等各门社会科学的不精通才使得许多史学工作者害怕涉足这一领域……因此，对于梁氏在跨学科治史方面的具体贡献至今鲜有人进行系统研究。但回避毕竟不是办法，梁启超提倡的跨学科研究已经过去将近百年，中国内地的热情也由20世纪80年代的热衷而趋于减弱，但对于梁氏在这一方面的贡献却还没有系统整理，实在不应该。笔者在这一方面更是一门外汉，不仅在史学领域少有成绩，对于各门社会科学知识也了解不多，仅仅希望通过这一有意义的尝试，抛砖引玉，期待有价值的作品问世。
石女士的这一段话确是其肺腑之言，亦可看出其对于本书的缺憾亦有清醒的认识。而且，社会科学化史学并不限于这五个专业领域，与任公同时代的学人如刘师培、章太炎等人对于跨学科治史亦有所倾心和实践。无论如何，此书确实对于梁任公的史学方法上的贡献有一较全面的介绍，对于任公在史学上的地位也有言之成理的论述。后现代史学对于传统的颠覆在任公身上可以见到，对于多元的呼吁以及对于下层的关怀，也有共通之处，而梁启超“人人意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的叙事更是在目前语境下，在中国有学者所称述的“大众史学”的楷模。在后学冲击下，不少学者对史学前景悲观，但梁任公是一向充满希望的，他所开拓的正是石女士在本书中所娓娓道来的：“在旧领土上行使新主权！”“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在此，期待石女士以本书为起点，由浅而深，未来有新的突破。
《梁启超与中国现代史学：以跨学科为中心的分析》，石莹丽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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