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与张大春、朱天心这些几乎同辈的台湾作家相比，杨照的文名与作品在大陆可谓姗姗来迟。直到去年，融讲述与说理于一体的时评集《故事照亮未来》始令他文风中理性、缜密的一面为大陆读者所识。今年春节刚过，他以父亲写给女儿口吻传递两代人对人生、文学艺术乃至对这个世界诸般精彩之看法的《我想遇见你的人生》又在大陆出版，将其感性、柔软的笔触坦白呈现。他和深圳报人胡洪侠、香港专栏作家马家辉合著的《对照记@1963》则延伸出文本之外接连现身北京、深圳、香港、台北等地形式多样的诠释、互动活动。
其实他在台湾成名已久，投身写作已逾三十年，有《吹萨克斯风的革命者》、《迷路的诗》多部长篇小说、散文随笔、文化评论、政论时评著作行世，写作之外，办报纸、主持电台节目、做公众文化讲座……太多与文化有关的事情看得到他的身影。就在本报记者采访他的前一天，他还在台北诚品书店的讲座上向公众解读西方文学经典。电话中，他透露这个系列讲座的一部分内容将会结集成书以飨大陆读者，“第一本会是我谈村上春树作品的，之后应该是我谈马尔克斯的”。接下来的日子，他也许会更频繁地奔走于京沪或其他地方，与更多读者交流、分享他的写作甘苦与阅读心得。
读书报：一直在诚品书店做讲座吗？最近在讲什么？
杨照：我在诚品的“现代经典细读”系列讲座已经第八年了，基本上一年会开三期课程，每期和学员们读两本书。最近一期讲的是波特莱尔的《恶之花》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既然叫“现代经典细读”，选读的大部分都是十九世纪以后的西方名著，但每次选书方向会不太一样。书单是我决定，但比较大的限制是，必须要选有中文译本的名著，让我不自由的地方是有些名著的中译本不好或根本没有译本。
读书报：讲座时交流的方式是你给学员解读和阐释，还是和他们现场对话？
杨照：其实这是个关于阅读的课程，希望学员借这个机会把这些名著读下去。我会解说，只要可能的话也会有互动时间。听众是自由参与，几年下来变成有一群固定的听众，基本上每期都会来听。
读书报：这两年你常来大陆，你觉得在大陆这种作者、公众的交流和台湾有什么不同？
杨照：我接触到的大陆读者大多比台湾读者要来得热情，而且我能很强烈感觉到，很多到场的年轻朋友心里带着焦虑和问题，这也反映了大陆社会的特质──年轻一代对未来不确定，五年十年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大家都没有把握。在焦虑的情况下会很热情地想要寻求答案。我会被这种气氛感动，也有点惶恐，我们已经不习惯那么直接地给答案。对我来说，这么直接讲出来的答案一定是不对的答案。
读书报：《对照记@1963》的出版衍生出包括你在内的三位作者先后在大陆、香港、台湾与读者见面，你如何对照三地读者的反应？
杨照：最强烈的感受是，大陆读者对台湾和香港的好奇心，远超过台湾读者对大陆和香港的好奇心。这很容易理解，毕竟台湾人陆陆续续到大陆定居和经商的经验很多，大陆的朋友能到台湾的还是很小的比例。
读书报：你的写作向来侧重文学性和说理成分，难得《我想遇见你的人生》写得这么柔软、感性，写作过程一定很愉快吧？
杨照：那当然。面对自己的孩子，想写的话没有那么多顾虑，每天我们都在同样的生活里面。另外，虽然我现在从事着新闻和评论的工作，可是我的作品相对比较晚在大陆出版，其实我也经历过文艺青年的阶段，写作也是从小说和散文开始。《我想遇见你的人生》的文字感觉反而较接近我年少时候的风格。大陆读者大多是通过《故事照亮未来》接触到我的写作，那本书和《我想遇见你的人生》的阅读落差还是蛮大的。
读书报：作为读者，一方面会读到你和女儿的共同记忆，另一方面可能也不免会对自己面临的亲子关系有所感悟。
杨照：作爸爸的心情永远有两部分，一个是责任，一个是享受这种感觉。在台湾，对我父亲那一辈来说，作爸爸就是意味着责任，很难去开发或享受作爸爸的柔软的部分。到了我这一辈，探索的是怎么去平衡作爸爸的责任和享受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如果我这本书对此有一点点帮助和参考的话，大概就在这里。
读书报：“在这些年中，成长的不止是女儿”，就这本书的写作而言，你的成长在哪里？
杨照：很难说具体的成长。和女儿相处，我最大的改变和成长是在如何看待这个世界。我一直希望做个开放的人，能够有多元视野，在跟女儿的相处中我这个希望和落实的时候是有差距的。我以为我是很多元很开放的人，可是我脑袋里面还是有很多先入为主的概念。越亲近的事情，越亲近的人，我越先入为主。女儿一次次提醒我，这个孩子会表现出和你的预期不一样的部分。大部分家长不想看到这些，刻意压抑孩子和他想象不同的部分。所以我的成长是，女儿教会了我，不可以这样做，这样做是没有道理的。
读书报：担心这本书会有说教味吗？
杨照：至少比《故事照亮未来》的说教少吧？哈哈。这是相对的，我当然知道，这本书里有些东西因为是面对孩子，假装没有想要教她什么，不过我也没刻意去修饰或隐瞒这部分。这本书是面对孩子说话，我没有像写评论一样需要加入说教味的压力。这本书我选择了第二人称，面对女儿讲话，而不是对着读者，就算书里有说教味，也不是针对读者。我这样对孩子说话，读者可以自己体会。
读书报：书中有篇文章《帮你留着你来不及记忆的时光》，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你写作此书的初衷？
杨照：女儿小学之前的事情，她基本都不太记得。不管是写这本书还是和她聊天，我会不断地告诉她小时候的事情。现在她已经没法完全清楚地分开来，哪些是她自己记得的，哪些是后来我和她妈妈说给她听的。借由这样的方法，她原来活过后来遗忘的那段生活，至少还可以留一些在她记忆里。她到现在还是常常问我，我那时候是怎样？那其实是我们家中很甜美的时刻。我和她妈妈七嘴八舌，那个时光就回来了。有这样的孩子，我们在帮她记录她的过去，家庭生活变成多重时间的感觉。
读书报：你强调书中这些文章的互动，具体是指什么？女儿会对文本提出自己的建议吗？
杨照：我太太大学学的是文学批评，她对我写的东西很容易有很多意见，我很容易去辩护，后来我们在各自的事情上有一段距离，通常我写的时候她不看，她看了就没法不给意见，我也无法不辩护。所以这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我太太基本不看，但是我写一篇女儿看一篇，我尊重她说，这是写你的，有些事情你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对，你可以说，我就不发表。每篇她都看，会和我聊两句，我再想下一篇我该写什么，那是和女儿的互动。书要出版的时候，因为我太太要准备照片，她才看了书，不过在我写过的书里，这一本还是比较被她肯定。
读书报：这几年好几位台湾作家都有表现亲子关系的书问世，像张大春的《认得几个字》、龙应台的《亲爱的安德烈》还有朱天心的《学飞的盟盟》以及你这本，身为作家爸爸和普通的父亲有什么不一样？
杨照：可能用写作去表现亲子关系是本能吧，我的工作就是写作啊。台湾有蛮多这种名人写自己的孩子的书，我和张大春曾经对这种书挺反感的，告诫自己说不要干这样的事。但跟孩子相处久了，记录孩子的记忆，跟孩子沟通，马上想到的就是，我干嘛不用文字？作为写作者，碰到任何让自己有感受的东西，就会提起笔来，除非跟孩子相处的过程中真的没这个感觉。不然，与其说我们这些人都写了，不如说，竟然还有人没写。
读书报：《迷路的诗》是你十几年前的书，今天回头再看，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杨照：这本书是1996年联合文学第一次出版，去年台北的新经典重新出了，台北记者问过我同样的问题，我的回答很真切，虽然已经十几年了，书中内容远比我想象的来得熟悉。重看旧作时，绝大多数事情都没有时间感。在高中时发生的这些事情决定了今天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偏离高中时代的经历所决定的我要做个什么样的人。这样的经验放在今天，对年轻人可能还有一点效果，当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面对即将来临的社会，那么多的期待和规定，你到底要怎样面对？
读书报：举办公共讲座、做广播节目、开微博、上电视……你似乎从来也不愿做个远离人群的书斋型作家，作家参与公共生活的利和弊在哪里？
杨照：像我和大春都是三十过后四十岁的时候，觉得必须要知道到底生命中什么东西比较重要，好像我们都做很多杂事。我想我们都明白，哪些事情是最重要的。比如这几年大春写古诗，写毛笔字，探索中国传统的渊源，这是他真正的关怀，绝对不会因为他在外面做那么多事情而改变。对我来讲，作为一个创作者，我做再多的杂事，也不会忘记我是个写小说的人，不会忘记我每天要不断锻炼作为小说作者的本事。那些公众性的活动在我的生活里相对没那么重要，最重要的部分是我的创作和家庭，是我和女儿相处。这才是我生活中真正的重心。（本报记者 丁 杨）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