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的文网与禁毁

    顾炎武《日知录》中“素夷狄行乎夷狄”一条，向来为研究清代思想史与政治史的学者所重视，但各家所依据的文本略有小异，所作诠释尤其大不尽同。

    《日知录》一书，今所知重要版本共有8种。有顾炎武生前康熙九年八卷刻本，学者称之为符山堂初刻本；有顾氏卒后康熙三十四年其弟子潘耒三十二卷刻本，学者称之为遂初堂刻本；有清朝四库馆大约乾隆四十二年的抄本，即《四库全书》本；有道光十四年黄汝成《日知录集释》本，即黄氏西溪草庐刻本；有1933年张继于北平所购得雍正间抄本；约1941年，张继还获见山东省立图书馆收藏的另外一部《日知录》抄本，张继称之为“鲁抄本”，写有校记，未完而卒。近年又新出一种文渊阁本抽毁余稿本，上世纪50年代河南省图书馆由民间采购获得抽毁散页计42页，2000年由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出版，题为《〈日知录〉文渊阁本抽毁余稿》。这7种版本，以潘耒和黄汝成刻本影响最大，清代至民国间各种翻印、坊本极多，道光十四年以前大都出自潘耒，道光十四年以后大都出自黄汝成。《四库全书》本及较为著名的《皇清经解》本也都出自潘耒。

    张继所得抄本，当年已由章太炎弟子黄侃写出校记发表，后又重印，民国间学者对《日知录》抄本反应激烈，均源于黄侃校记，而抄本原稿则由张继夫人崔震华携至台湾，经徐文珊标点断句，于1958年由明伦出版社铅印出版，题为《原抄本顾亭林日知录》，至1974年又经修改，挖补重印，有明伦出版社（明伦书局）、平平出版社、文史哲出版社等多种版本，版芯均同。整理铅印的《原抄本顾亭林日知录》未在内地出版，学者不易得见。而张继抄本原稿除章太炎、黄侃、张继、徐文珊以外，迄未见学者目睹。

    其实在张继抄本及“鲁抄本”外，内地尚另有一种抄本，由北京大学旧藏，三十二卷首尾完整，上有“阮元私印”、“颐性老人”、“钱坫之印”、“香天常住”、“马氏玲珑山馆所藏书画”、“赵氏铸铣过目”、“国立北京大学藏书”等印章，各卷各条编次与张继抄本全同，惟抄写错讹之字较多，但也偶有张继抄本有误而北大抄本不误者，故两种抄本颇可互相印证。此本于民国间入藏北大，推测当与“原抄本”有同一来源，文献价值之珍贵亦大致相同，而以往迄未见学者加以注意。是为《日知录》的第8种重要版本。

    民国间学者评论前清学术思想与政治，喜言《日知录》，而最为关心的则是《日知录》的删削问题，讨论各版本异同也莫不以条目、字句的删存与否为主要区分。就今日已知的情况来看，大致上，8种重要版本内有3种抄本内容完整，未经删削，3种文字所不同之处只是抄胥的手误，而潘耒刻本、《四库全书》本及黄汝成《集释》则均各有不同程度的删削。

    比对抄本及抽毁余稿可知，刻本中，卷六“素夷狄行乎夷狄”条，潘本删，但有存目，《四库》本删目录，黄汝成《集释》又重新恢复了目录。卷二十九“胡服”条，潘本删，但有存目，《四库》本删目录，黄汝成亦删目录。

    《日知录》的删削，有整条删、删目录、改目录、改文字等4种形式。就以上情况而论，可见对《日知录》的删削是一个潘耒、《四库》馆、黄汝成三家相继的递删过程，始作俑者是顾炎武的弟子潘耒。《四库全书》对《日知录》的抽毁、删削确属事实，但《四库》的删削是在潘刻的基础上操作的，当时似不知有完整的抄本存在。而黄汝成《集释》虽然晚出，却获见完整抄本，也依然沿袭删削的文本，迟至道光中仍在继续删目，或删改字句，值得引起注意。

    “素夷狄行乎夷狄”一条，原抄本、北大抄本在卷九，刻本在卷六。潘本“素夷狄行乎夷狄”和“胡服”二条全删，但尚保留目录。黄汝成《集释》本保留了“素夷狄行乎夷狄”的目录，而删除了“胡服”目录。《四库》本既不见正文，遂将目录删去。如果潘本未加删削，则《四库抽毁余稿》将如何对待，已不便猜测。

    此条黄侃据雍正抄本作有校记，张继又据鲁抄本作校记，徐文珊据雍正原抄本及张继校记又作校注。若再据北京大学旧藏抄本核校，便可获得迄今最为完整的文本。

    “素夷狄行乎夷狄”一条，解《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一节。

    “素”、“傃” 古文通用，“傃”解为平傃，又解为向傃。谓君子平常本来如此，向他处而行犹然如此。即随处可行可遇，而守道则不可移不可改之意。

    “素夷狄行乎夷狄”在抄本卷六 “经传”部分，出于《礼记·中庸》，并非顾氏自己的发明。

    张载《横渠易说》曾说：“位，所安之分也。如‘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但顾炎武此节不解富贵、贫贱、患难，解“素贫贱”另见卷九“异乎三子者之撰”条，而此条惟解“夷狄”，说“中华无不复之日”，显然为夷狄入主中国后之语，故潘刻本、《四库》本、《集释》本畏忌而删之。

    就顾炎武一面而言，“夷狄”条开头就说：“历九州之风俗，考前代之史书，中国之不如夷狄者有之矣。”列举契丹、女直、回纥、匈奴各族旧日风俗，赞叹其淳朴简易。引据经史，自祭公谋父、由余、中行说皆备，结论提出“弃二国之所长，而并用其所短”的主张。可见顾氏持论，确实是准于后王求治取法，如他在《又与人书二十五》中所说“有王起者，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非刻意含沙射影、口诛笔伐。顾氏不可能以一部书而达致驱逐鞑虏的目的。

    此条中顾炎武引用宋代陈亮的话：“黄初以来，陵夷四百余载，夷狄异类迭起，以主中国，而民生常觊一日之安宁于非所当事之人。”出自《龙川集》卷三《问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龙川集》“夷狄异类”改为了“刘石诸姓”，“中国”改为了“神器”。可知《四库》馆的抽毁办法并不专门针对明末遗臣，宋人违碍文字亦包括在内。

    在《〈日知录〉文渊阁本抽毁余稿》中，标有“删”、“涂处全删”者约十余，另有墨圈多处，其他则标为“抽”、“换”、“换写”、“接写”、“照写”、“另行写”、“提另下行”、“提起另行写”等，最多的是标出某行某行。细看《日知录》前后被删的9条、改题的1条，其删削的重点多在字句，而不是文意。因《四库全书》抄本每页均为8行，每行均为21字，要想更改文字而又使篇卷紧密衔接，需要逐行逐字计算，非常麻烦，占据了馆臣很大的工作量。

    民国以后，学者多将《四库》馆臣删改《日知录》一事阐释为清廷的一大罪状，而借以推翻满族的统治，言辞夸大，恐非平心之论。而偏离理性的结果，也必然是影响了对于夷夏之分的真义的理解，反而导致了更加严重的民族、文化问题的产生。

    章太炎自述其早年读书，曾怀疑《日知录》遭清官方抽毁。《日知录校记·章序》中说到：“昔时读《日知录》，怪顾君仕明至部郎，而篇中称‘明’与前代无异，疑为后人改窜。又‘素夷狄行乎夷狄’一条有录无书，亦以为乾隆抽毁也……去岁闻友人张继得亡清雍正时写本，其缺不书者故在，又多出‘胡服’一条，纚纚千余言，其书‘明’则‘本朝’，涉明讳者则用之字，信其为顾君真本，曩之所疑于是砉然冻解也……颇怪次耕为顾君与徐昭法门下高材，造膝受命，宜与恒众异，乃反剟定师书，令面目不可尽睹，何负其师之剧耶！”

    章太炎的质疑是对的。到原抄本出现，章氏的疑问遂完全真相大白。照说，“原抄本”既然可以证明章氏的质疑，同时也可使“乾隆抽毁”的猜疑得以平息。但是章太炎话语一转，重新将笔锋对准了清朝，说道：“盖亦惩于史祸，有屈志而为之者也。”《章序》署款“于时戎祸纷拏，倭为溥仪蹂热河之岁”（1933年日本宣称热河省属于“满洲国”）一句，更策应了这一倾向。

    就发挥华夷之辨的古老话题而言，《日知录》“正始”条中“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一语，态度表现最为激烈。和章太炎类似，金性尧（笔名文载道）也怀疑到了清朝，议论道：“专制时代的帝皇，何以全是那种小心眼儿……若论‘禁毁’，则这一节似乎大有资格。”而他自己1943年发表《关于日知录》这篇杂文，却是在日伪杂志《古今》上。清朝的禁毁是确实存在的，但金性尧并没有得到具体的证据，就在说“正始”一条文字“有资格”遭禁毁。实际上，《四库全书》本的《日知录》“正始”条中，这段敏感的辨析全文俱在并未删改。当时原抄本已经发现，但文载道似乎也不知道。于是潘耒的责任便被改换为清朝的罪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