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的如实记录

    就本书涉及的西学输入中国而言，其发端虽在明末，但真正形成规模，却是在鸦片战争之后。由传教士所办的书局与杂志社、洋务派主持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北京同文馆，曾经是西学书籍刊行的主要机构。而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维新派在政界崛起，同时亦逐渐成为译坛的主力军。加以留学日本在20世纪初蔚为风气，假道日本或直接由日本引进的西学译本于是源源不绝，一时称盛。这些成千上万的出版物实实在在地构成了“西学东渐”的奇观，由此所带来的深刻而全面的影响，至今仍经久不息。

    伴随着近代翻译的日渐兴盛，在各书局独自印行、用作广告的营销书目之外，以指引西学门径为目的的书录或提要类著作也开始出现。无独有偶，近代最著名的改良派政治家康有为、梁启超师徒二人，于此亦得风气之先。康、梁均认为，“今日欲自强，惟有译书而已”（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自序》）。不过，康有为1897年编成《日本书目志》十五卷，乃是为了强调中日有“同文之便”，翻译日文书籍实为通晓西学的捷径，故其著述旨在为译者指点迷津。而梁启超既首肯“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者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其1896年刊印的《西学书目表》三卷、附录一卷因此更属意后者，不但搜集了明末以来译述之西学书目凡300余种，而且附以“略言各书之长短及某书宜先读、某书宜缓读”（《〈西学书目表〉序例》）的《读西学书法》，使学者一卷在手，便可按图索骥，循序渐进。

    日后，仿照梁启超之先例，1899年，绍兴藏书家徐维则辑成《东西学书录》二卷、附录一卷，由其同乡友人蔡元培作序印行。三年后，另一乡人顾燮光续有增补三百余条，几为原书一倍，合而刊之，名《增版东西学书录》，篇幅亦扩至四卷、附录二卷。而顾氏由此勾起的撰著兴趣一发而不可收，1904年又接续前书，将1902年以来新出书目辑为《译书经眼录》（1935年刊行）。并且，单是这两年之中，顾氏即“又读译籍约千余种”（《〈译书经眼录〉自序》），其新编书录因而有八卷之多。

    尤可称道者，较之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以圈识有无或多少分别高下、配加识语、并另附读书法的零散不便，徐、顾三书的体例显然已更为妥善。除梁表已有的分类、刻印处、本数等资讯外，徐、顾书录又将“撰译人”细分为“撰人”与“译人”，并标出原作者国籍，而其主体部分则为要言不烦的提要。这些提要涵括了“全书之宗旨”、“作书之原因”、“全书之目录”、“书中之精美”、“书中之舛误”、“学之深浅”、“说之详略”、“与他书之同异”、“书之全否”、“译笔之善否”、“提要者之决说”（徐维则《增版东西学书录·广问新书之概则》）十一部分的内容，虽然未必尽能达标，但确已方便读者了解各书的大致内容与价值，选择阅读时可以更精准有效。

    而且，这些当年令学者获益匪浅的译书目录，今日翻阅，仍能引人兴味：小之可见如顾燮光一般“醉心新学，日以读译书是务”（《〈译书经眼录〉自序》）的晚清学人之广采博收，求知若渴；大之则一如蔡元培先生所言“夫图书之丰歉，与学术之竞让为比例”（《〈增版东西学书录〉又识》），其时各学科发展之疾速亦借此得到清晰呈现。而从“西学”到“东西学”，书名的变化恰切地反映了近代翻译文本由偏重西文向偏重日文移转的趋势；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科学类目在排序上的先后调整，却又与西学输入重心的变迁适相吻合。对于专业的研究者来说，这些书目所构成的学术版图更具有足够生动的细节，从而使得穿越时空、返回历史现场成为可能。

    至于当代学者所编类似书目，我常用的有实藤惠秀监修、谭汝谦主编、小川博编辑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以及出自樽本照雄之手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齐鲁书社2002年版）。前者著录了自1883至1978年间出版的六千种出版物（金耀基《中日之间社会科学的翻译》），展示了将近一个世纪日文书籍中译的宏伟景观；后者则已经过两次补充修订，采录的时限截止于1919年，而仅仅将清末民初刊行的创作与翻译小说及后来的各种重印本汇编一册，列目即已高达惊人的一万九千多条。特别是樽本照雄先生还添加了许多日文甚至英、法文等原本的信息，更增重了该书价值，使其以资料丰赡、翔实著称，久已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小说不可或缺的宝典。两种目录均附有完备的索引，无论查找书名还是检视著、译者都方便快捷，这又是后出转精、高于晚清诸书之处。

    不过，显而易见，上述诸种书目或出于各自编纂目的的不同，或由于时间靠前，均未能完整展现五四新文化运动诞生以前西学在中国传布的全景。有鉴于此，张晓毅然独力补阙，历经十余年不懈的搜访、翻阅，终于成此一编。其书之必将嘉惠学林，亦可预见。

    本书编者张晓，论辈分应该算我的老师，她的先生赵祖谟教授给我们上过中国当代文学史课。不过，等到1990年代我们相识时，她已经在中文系资料室工作。凭借此前任职于北大图书馆参考咨询部的资历，她主事后，资料室真可谓风生水起，面目一新。不同于一般系资料室仅限于置备本专业图书，张晓的眼界相当开阔，语言、文学之外，她添购的新书也囊括了哲学、史学甚至社会科学，其中更有大量新出译本。在她看来，只要是与人文学科沾边的名著，都应该收编进来。而触类旁通，打破学科壁垒，亦为她所认定的学术发展的主潮与趋势。那几年，中文系资料室的藏书急剧增长，我看到张晓风风火火地忙碌着，也能感觉到她的开心。

    后来才听说，张晓那时已开始为编辑这个书目做准备。回头想来，关注当下的学术热点，具有广泛的阅读兴趣，正是《近代汉译西学书目提要（明末-1919年）》的编者必须具备的品格。而期望借此一编，呈现各新兴学科发展的历史轨迹，则是本书采用现代图书分类法的特别理由。至于美好的理想与实际的效果能否合拍，还有待于使用者的检验。

    2011年12月10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近代汉译西学书目提要》2012年4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