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若不是“被政治”，学术成就会更大

    编辑同志：

    很高兴读到贵报3月14日刊发的两篇纪念朱维铮的文章，《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朱维铮》一文尤其不同凡响。标题就极有气魄，正文富于学术性。这类文章写到这个水准，而且客观，不为尊者讳，不为刚逝者讳，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尤为可贵的是，文章恰如其分地指出了朱维铮性格上治学上的某些缺点弱点，以及他与上世纪60年代上海市委写作组“罗思鼎”的渊源。也许正因为他“自负和盛气凌人”，使他除短时期外政治上一直不得志，所以才只“成为一个风光无限的小头目”而没成为“中头目”或“大头目”。否则中国可能会多了一个准政治犯，少了一个学术大家。也正因为他过于强调“斗争、冲突意识”，学术上未能突破某些旧的藩篱。

    朱维铮是个极富个性的人，难得地保留着一些传统文人的毛病——好的和不好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所在的学校已经实际上取消了教师政治学习，十年后复旦居然还有。可以瞎聊，但不能缺席。朱维铮就是长期不参加！于是他被停发奖金，后来又被停发工资。朱维铮笑对我说：“我就不参加！”我们的学术生态环境适合御用文人和平庸者成长，很难造就大家，更难容忍有棱角者。朱维铮能走到今天简直是奇迹。

    文章说，“朱维铮对国内外很多高人不屑一顾”，非常准确。这里固然有他从中学时代起就有而后来越来越重的毛病，不过更宝贵的是他敢于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他追求真理的执着和钻研学问的刻苦，为许多人不及。实际上有些“高人”确实不值得那么尊敬，他们享受的礼遇远高于成就。

    文章配发的那张照片选得很好，那姿势就是典型的朱式。过大的烟瘾害了他。

    现在七十几岁的人基本上都是1949年之后才小学毕业的，最好的年华都在反右、文革这些政治运动以及体力劳动和大饥荒中消耗了，真正能够做学问时已经四十岁上下，能做成什么样！几乎没人没病，现在一个个都在走。又走了个朱维铮！他是这拨人中比较突出的。

    我和朱维铮是近六十年的朋友。当时他在无锡三中，我和杨天石在一中，都是文友。1955年杨进了北大中文系，朱进了复旦历史系。我受杨的影响1957年进了复旦中文系，这样与朱的交往就更加密切了。

    我们都是被时代耽误的。杨天石1958年被打成白旗，我1962年差一点被作为反动学生送到崇明岛劳改。所以我们都被分配到中学。他教了17年语文，我教了整整20年。朱最幸运，却也被命运作弄误入歧途。粉碎“四人帮”后他受到严格审查，有关方面还派人到北京来找我和杨天石调查他1967年当文汇报驻京办代主任时的情况。他若不是这十几年“被政治”，学术上必有更大成就。所以我非常羡慕你们，因为在你们这个岁数，我们连生命都没有保障。从前不少编辑后来都成为学者、大家。希望你们也能这样。中国学术的传承以后就靠你们这代人了。

    顺祈

    文安

    周思源

    2012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