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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2年03月21日 星期三

    来函照登

    他若不是“被政治”,学术成就会更大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3月21日   09 版)

        编辑同志:

        很高兴读到贵报3月14日刊发的两篇纪念朱维铮的文章,《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朱维铮》一文尤其不同凡响。标题就极有气魄,正文富于学术性。这类文章写到这个水准,而且客观,不为尊者讳,不为刚逝者讳,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尤为可贵的是,文章恰如其分地指出了朱维铮性格上治学上的某些缺点弱点,以及他与上世纪60年代上海市委写作组“罗思鼎”的渊源。也许正因为他“自负和盛气凌人”,使他除短时期外政治上一直不得志,所以才只“成为一个风光无限的小头目”而没成为“中头目”或“大头目”。否则中国可能会多了一个准政治犯,少了一个学术大家。也正因为他过于强调“斗争、冲突意识”,学术上未能突破某些旧的藩篱。

        朱维铮是个极富个性的人,难得地保留着一些传统文人的毛病——好的和不好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所在的学校已经实际上取消了教师政治学习,十年后复旦居然还有。可以瞎聊,但不能缺席。朱维铮就是长期不参加!于是他被停发奖金,后来又被停发工资。朱维铮笑对我说:“我就不参加!”我们的学术生态环境适合御用文人和平庸者成长,很难造就大家,更难容忍有棱角者。朱维铮能走到今天简直是奇迹。

        文章说,“朱维铮对国内外很多高人不屑一顾”,非常准确。这里固然有他从中学时代起就有而后来越来越重的毛病,不过更宝贵的是他敢于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他追求真理的执着和钻研学问的刻苦,为许多人不及。实际上有些“高人”确实不值得那么尊敬,他们享受的礼遇远高于成就。

        文章配发的那张照片选得很好,那姿势就是典型的朱式。过大的烟瘾害了他。

        现在七十几岁的人基本上都是1949年之后才小学毕业的,最好的年华都在反右、文革这些政治运动以及体力劳动和大饥荒中消耗了,真正能够做学问时已经四十岁上下,能做成什么样!几乎没人没病,现在一个个都在走。又走了个朱维铮!他是这拨人中比较突出的。

        我和朱维铮是近六十年的朋友。当时他在无锡三中,我和杨天石在一中,都是文友。1955年杨进了北大中文系,朱进了复旦历史系。我受杨的影响1957年进了复旦中文系,这样与朱的交往就更加密切了。

        我们都是被时代耽误的。杨天石1958年被打成白旗,我1962年差一点被作为反动学生送到崇明岛劳改。所以我们都被分配到中学。他教了17年语文,我教了整整20年。朱最幸运,却也被命运作弄误入歧途。粉碎“四人帮”后他受到严格审查,有关方面还派人到北京来找我和杨天石调查他1967年当文汇报驻京办代主任时的情况。他若不是这十几年“被政治”,学术上必有更大成就。所以我非常羡慕你们,因为在你们这个岁数,我们连生命都没有保障。从前不少编辑后来都成为学者、大家。希望你们也能这样。中国学术的传承以后就靠你们这代人了。

        顺祈

        文安

        周思源

        2012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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