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克利玛：写作、擦窗，以及做政治

    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捷克大作家伊凡·克利玛（Ivan Klíma）日前接受了《布拉格邮报》的采访，谈及文学、文化、政治，以及作家的个人选择。

    1968年，华约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剿灭布拉格之春。克利玛当时正在伦敦，却决定回国，此后20年被禁止发表作品。“这不是个困难的选择。我说服［自己］，对作家而言，流亡是致命的决定，因为你不仅将失去与母语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失去了生境（milieu）。我决定回来，并从来没有为这个决定后悔。”

    回国后，“我做过一些古怪的工作，但加起来不超过半年，所以没什么……不过我有些朋友，不得不做苦工，非常憋屈。擦三四个礼拜的窗子是很棒的体验，我有个朋友却被迫干了20年。对知识分子来说，这就是浪费时间。”

    克利玛在家里办了两年大沙龙——米兰·昆德拉参加过至少一次——被盯上后中止，编萨米兹达特。“如果警察发现了这些，会没收，但仅此而已。这些萨米兹达特他们没收了很多，不过让我吃惊的是，大部分我都拿回来了。第一次是半年后，第二次是一年后。他们把我请进去，商量这些书怎么处理，并要求我签个东西，上面说我同意销毁它们。我说：‘决不。’然后我很吃惊，有一半的书我都拿回来了。剩下的是1989年以后拿回来的。有一天，我收到了内务部寄来的一个大包裹。真有意思：我要是不签字同意销毁，他们就真不那么干。这政权太好玩了。在1970和1980年代，他们还是有章法的，而且照章办事。”

    后来呢？“1989年，全国读者都相信，我们应该去解决政治问题，应该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可这不是作家的角色。作家的角色是写作，不是做政治。作家们太天真了，没有政治经验，所以我现在很高兴，因为不再有人希望我们取代政治家了。”

    那么，克利玛最喜欢自己的哪部作品呢？“《爱情与垃圾》是我最成功的书，在大多数国家受到评论界的最高评价，所以它也许是我最好的书。现在在我国最成功的是《我的疯狂世纪》，真是出乎意料。我已经签了西班牙语和汉语的翻译合同，不过最重要的英语还没签呢。我给保罗·威尔逊付了钱，他是极好的捷语译者，我让他先译个一两章，然后我会发给一些英语出版商。”

    《我的疯狂世纪》是克利玛2009年出版的自传，第二年获得了捷克共和国的马格内西亚文学奖。此书已出两卷，据信还有第三卷。汉语版权持有者不明。

    克利玛的少量作品，包括《爱情与垃圾》，曾在中国内地出版。

    1931年9月14日，伊凡·克利玛生于布拉格，二战期间，全家被驱入特雷津的犹太人集中营。他在战后入读查理大学，做文学编辑，渐渐无业。剧变后，他与美国大作家菲利普·罗斯结识，后者对他一见倾心，回国后便在1990年的《纽约书评》刊发长文，盛赞克利玛，令他从此享誉世界。

    2002年，克利玛获得了卡夫卡奖。在他之前获得该奖的是菲利普·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