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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经济日渐崛起壮大而美国却陷入因次贷引发的经济危机的当下，读完杨雨青博士所著的《美援为何无效？——战时中国经济危机与中美应对之策》一书后，今非昔比的强烈对比，令人颇生感慨。
半个多世纪之前，中日战争的爆发对本来就非常薄弱的中国经济而言，无疑雪上加霜。随着战争的持续，中国经济陷入危机的深渊之中。沿海口岸和国家通道被日军封锁，进出口贸易受阻，外援物资运输困难，货币急剧贬值，生产受到严重破坏，资源被敌掠夺控制，物资严重匮乏，政府财政税收锐减，军事开支庞大，货币发行量猛增，通货膨胀愈演愈烈。1940年5月15日，蒋介石在与美国驻华大使詹森会谈时说：“吾人深知，此次民族自卫战争，自今以往，其成功端赖吾人稳定经济之能力，尤赖吾人能维持中国之币制。换言之，欲争取最后的胜利，吾人有赖于军事之成就者只30%，而经济之因素，则约占70%。易言之，吾人欲抵制日本之经济威胁，与夫减轻一般国民因物价陡涨而蒙之苦痛，其最利之武器，即中国经济机构之稳定矣。”（本书第1页）
为了维持战时经济之稳定，当时的中国政府选择了依赖美国外援的“输血”之路。在战胜日本这一共同目标下，作为同盟国的美国在战时向中国提供了多种多样的经济援助。本书全方位梳理了战时美国对华援助的演变过程：从易货贸易、换取外援物资，到提供平准基金、帮助维持法币汇率，再到提供5亿美元贷款、稳定战时物价，最后直接派遣顾问团来华、增进战时生产。透过这一历时性的变化过程，作者揭示出战时美国对华援助从易货借款到币制借款再到财政借款的内在脉络，同时反映出美国对华援助经历了从提供金钱和物资“输血”式援助到帮助中国增进战时生产的“造血”式援助的变化。
目前学界对战时美援大多从中美关系的外交角度，以政治评价代替经济分析，作者则通过对战时美国对华援助的深度“细描”，弥补了这一视角的不足与偏颇之处，从经济的角度全面介绍了战时中美在贸易、货币、物价、生产等领域的经济关系与经济合作，进一步拓展了战时中美关系史的研究范围，深化了对战时中美关系的认识。
在肯定美援作用的同时，作者更广泛搜集海内外最新公布的《宋子文档案》、《蒋介石档案》以及大量英文原始档案文献，讲述了美援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深刻准确地勾画出战时中美之间争吵不休，乃至剑拔弩张的同盟关系的真实面貌。
抗战爆发后，美国曾因其对日贸易的利益远远大于对华贸易所遭受的损失程度，一度拒绝制裁日本从而援助中国。直至1939年美国才开始采取易货贸易的方式，对中国提供有限的援助。通过战时中美易货贸易，美国垄断了中国钨、锑、锡等矿产品的产销，中国政府不能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变化，来相应减少或增加出口，定价权受制于美国。由于易货矿产的生产成本不断增加，收购价格却由美国控制，不能随之提价。矿产品价格的倒挂给中国矿业生产带来沉重负担，最终导致产能的衰退。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全面援助中国，援华方式由易货借款升级为货币借款，于1941年8月设立中、美、英平准基金，致力于维持法币汇率的稳定。在平准基金运作的过程中，中、美、英三方既有共同目标，也存在着矛盾与分歧。鉴于平准基金供汇的对象大都是洋商，对中国商人及大后方经济的帮助并不大，因此，国民政府其实并不愿意运用近一亿美元的外汇，去维护上海、香港的汇市。蒋介石于1941年致电驻英大使郭泰祺时表示：“对平准基金维持上海黑市场之计划，不能赞成，此徒为日寇套取外汇，而非有利于抗战与经济也。”（本书第125页）
作者通过对平准基金运作过程中同盟国之间矛盾的分析，客观理性地揭示出同盟国关系的本质，指出：“平准基金既然是中、美、英三国共同出资，三方共同管理，自然免不了要照顾到共同利益和各自利益，同时要在部分牺牲本国利益的基础上，谋求共同利益，否则就无法形成国际金融合作的局面，达到共同维持中国抗战以最后共同战胜日本的目的。国际关系无不是建立在各自利益的基础之上，但同时也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有时需要牺牲一些本国利益，以达成各国利益的妥协，才能结成同盟或进行合作。不能指望国与国之间完全无偿的援助以及无私的奉献，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国与国关系之间，如果只是单方获利，恐怕是不可能的。为了一个共同的有利于双方与国际大局的战略目标，援助国在提供援助时，受援国在接受援助时，恐怕都要付出一点代价，只要不是过于危害对方权益，就是可以理解并接受的。”（本书第123页）
1942年的5亿美元借款是战时美国对华援助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中、美两国关于5亿美元借款如何使用方面的纷争，充分暴露了两国在借款问题上迥然不同的逻辑。诚如作者指出，“美国向中国提出有关使用贷款的建议，希望中国采纳，同时还希望中美共同决定贷款的用途，美国有监督和审查贷款用途的权力，以保证5亿美元巨款能得到有效利用。为此，美国曾努力想在中美协定中加上一个条款，规定该项信用贷款的使用要经过磋商。但是，中国对此却有不同看法，一来中国政府认为，贷款已经给予中国，中国即应拥有自主决定如何利用贷款的全权，而无需与美国讨论并听从美国的建议，当然也不需要随时向美国汇报贷款的用途；二来中国政府更不能接受美国监督和审查，认为这有损主权。由于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美国让步了。中国官员虽然非正式地作出了磋商的保证，但实际上很少理会美国的意见，中国政府对于5亿美元贷款的使用，完全要自己做主。”（本书第156页）
由上可见，美国方面希望按照符合商业贷款的规矩办事，即借款的目的、数量、利率、还债日期、抵押品等一一列清，并要求监督借款的用途；而中国则强调相互尊重和信用，同时出于民族主义情结，坚决反对美国的监管。换言之，中国要求美国的是一种信用贷款，不但贷款的数目要大，而且每次取钱的上限也要非常宽松。即使中国还没有拟出贷款的具体用途，他仍然希望美国为了鼓励中国的民心士气，能够向中国提供信用贷款。依照中国政府这条思路，美国经援的政治功能和心理效应，至少和它的钱币价值同等重要，甚或超过之。（参见齐锡生著《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1-1945）》，中研院、联经出版公司2011年版。）双方在借款问题上这种截然不同的逻辑与理念，为后来贷款实际运用过程中中美之间的矛盾埋下了伏笔。
5亿美元借款在使用过程中所爆发的黄金舞弊案和美金公债贪污案，进一步暴露了战时美援之所以无效的根本原因，即国民政府自身的经济制度所存在的结构性因素。为了举国之力抵御外来的侵略，战时国民政府进一步采取加强经济统制的垄断措施，确保战时各种资源征收与调配。战时的统制经济可以称得上是一把双刃剑，在提升资源使用效率的同时，毫无监管的垄断特权加剧腐败的肆意滋生与蔓延。早在中国政府决定使用5亿美元贷款中的2亿美元来从美国国库购买黄金之初，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便提醒中方，黄金应以1盎司或者两盎司的小条，向中国民众出售，以便扩大黄金政策受惠的范围，尽量藏金于民。但这一建议未被采纳，国民政府当时所出售的金条一般都在10两以上，最大的金砖在400盎司以上，价格高昂，普通市民根本无法问津。这就使得政府所发售的黄金成为少数高官巨富们投机的工具。黄金舞弊案与美金公债贪污案更直接牵涉到蒋的姻亲宋子文与孔祥熙。蒋介石为了应对汹汹的民情和美方的压力，虽然不得已撤换财政部长孔祥熙，但政府的威信已是覆水难收，很难挽回了。
杨雨青博士为我们娓娓道来的战时美援为何无效的个中缘由，可谓独辟蹊径，从经济角度展现了战时中美双方在同盟关系框架下的合作与冲突。美中不足的是，作者在评价美援的作用与局限时，所持论断似乎过于平衡于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之间二元区分，令人读后略感意犹未尽。中美两国在应对战时中国经济危机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对理解和处理当下的中美关系有很多借鉴意义，相信每位仔细阅读本书的读者都能从中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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