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准确地把握文意

    韩儒林先生主编《元朝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75页引用元人诗句——“千家万户夜灯起，机器轧轧满城市”（元人文集作“千家万家夜灯起，机声轧轧满城市”）来证明元朝时期成都地区丝织业的发达。由于《元朝史》初版于1986年，是一部元史学的奠基性著作，故对后世的元史研究影响深远，一些元史著作纷纷以此为史料，论证元代成都地区丝织业的兴旺，如冯天瑜等撰写的《中华开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5页），胡小鹏著《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宋元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16页），朱耀廷、赵连稳撰写的《元世祖忽必烈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09页）。同时一些历史教科书也征引此句，试图形象地展现元代成都繁荣的丝织业。但笔者认为，此证据颇有问题。

    上引诗句出自元代文学家戴良的七言古诗《赋廉范五袴送马太守》（见戴良《九灵山房集》卷九）。全诗为：“成都妇，何太苦，官家火禁猛如虎，夜长不得秉机杼。就中小姊最堪怜，箔蚕已老雪团团。欲缫新茧为匹帛，有烛当窗不敢燃。廉生字民识民意，来把成都火禁弛。千家万家夜灯起，机声轧轧满城市。成都妇，笑开轩，还引老姑齐拜天。从今姑妇可安作，回昼为宵亦不眠。廉生廉生来何暮，里巷至今传五袴。五袴传来休重歌，马公为政胜廉多。马公为政胜廉多，一朝去兮奈若何。”

    诗中所用的“廉范五袴”典故出自《后汉书》卷三十一《廉范传》。廉范字叔度，是东汉初年的名臣。东汉章帝建初年间，廉范出任蜀郡太守，治理成都平原。当时“成都民物丰盛，邑宇逼侧，旧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灾，而更相隐蔽，烧者日属”。夜间禁火的法令给成都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阻碍了当地纺织业的发展。廉范发现这一情况后，顺应民意，废除火禁，“毁削先令，但严使储水而已”。自此以后，成都地区的纺织业发展极其迅速。百姓也认为这样做十分方便，并传唱歌谣，称颂廉范：“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绔。”所谓“襦”即“短衣”，“绔”即“裤”（戴良写作“袴”，亦通）。这是说禁火时，人民连一件短衣都没有，而廉范废除火禁后，人人有了五件可以御寒的衣裤。很明显，戴良在此处使用“千家万家夜灯起，机声轧轧满城市”这一文学化的语言，表现出廉范废除火禁后成都地区纺织业的兴盛，但这和元代成都地区丝织业的发达毫无关系。

    本诗的作者戴良（1317-1383，浙江诸暨人）从未到过成都地区。他送别的马太守，当指马元德。马元德，又名吉雅漠丁，西域人，系元代著名文学家丁鹤年（1335-1424）的长兄。戴良曾记：“（马）元德由进士起家，尝掾南台，宰定海，守奉化（今浙江奉化）、昌国（治今浙江定海），皆有善政可纪。”（《题马元德伯仲诗后》，见《九灵山房集》卷二十二）所谓“南台”，即“江南诸道行御史台”，是元朝御史台的分遣机构，负责监察江浙、湖广、江西等江南三省。另据刘仁本《饯定海县尹汪以敬诗序》（见《羽庭集》卷五）记载，马元德任定海知县的时间是至正十九年（1359）到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后马元德在“昌国”任上去世。由此可知马元德也从未治理过成都。马在地方任职时，曾大力推行劝课农桑，在兵荒马乱的元朝末年，为一方百姓赢得了短暂的喘息时间。戴良此诗便是用东汉蜀郡太守廉范来衬托马元德的德政。

    总之，“千家万家夜灯起，机声轧轧满城市”是对东汉时期成都地区纺织业盛况的描写，而非元代。至于元代成都地区丝织业的实情，则需学者细心查考，另寻史料。

    笔者深信，研究中国古代史应遵循两条原则。一是对史料要有完整准确地把握，应像陈寅恪先生一样“对每字必求正解”（俞大维：《怀念陈寅恪先生》）。二是无论研究那段历史，都应认真研读史学经典，尤其是作为原典的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正如钱穆先生所言：“学历史的人开头一口气就会读四史。”（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三联书店2005年第2版，第110页）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掌握史料，阐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