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改革开放初期美国文学研究

    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初期，由于极左路线余毒尚未肃清，不少人对研究西方文化仍然心有余悸。在这种状况下，一批从事翻译和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冒着风险，积极开展当代欧美文艺的翻译与研究，给长期禁锢的我国文化界，吹来了一缕新风。在这当中，美国文学研究者较早地走在对外开放前列。

 成立外国国别文学研究社团

    1979年夏天成立的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成立的全国性外国国别文学研究社团。它的诞生，应该追溯到1978年9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外国文学研究规划会议”。这次会议上，周扬同志在报告中就文艺界的拨乱反正讲了不少新见解。北大杨周翰教授关于要用新观点编写外国文学史的发言，以及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柳鸣九研究员关于要正确评价西方现代派的发言，更大大促进了大家思想的解放。

    吴富恒、陆凡、杨周翰、王佐良、杨岂深、梅绍武和我等人参加美国文学小组的讨论。会上，山东大学校长吴富恒表示，计划在山大筹建美国文学研究所，并提议成立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这个提议立即获得与会人一致赞同。会后决定，先召集一个小型座谈会，研究成立研究会的章程及细节，然后再召开成立大会。

    1978年底在济南山东大学红楼，召开了成立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的筹备会议，与会的除山大外文系的人以外，还有施咸荣、董衡巽、汤永宽等人。这次短暂的会，拟订了研究会的章程、工作内容和理事的初步人选，商定次年召开成立大会。

    1979年8月，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年会在烟台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吴富恒、杨周翰、王佐良、冯亦代、袁可嘉、梅绍武等人，我也参加了。施咸荣因出国未到会。会上除通过研究会章程外，选举吴富恒为会长，陈嘉、杨周翰、王佐良、杨岂深等多位资深英语教授为副会长，陆凡为秘书长，施咸荣、汤永宽、董衡巽、左宜等为副秘书长。这次会议，除首次开展美国文学研究的学术交流以外，还有如下几件事： 

    决定出版会刊《美国文学研究》，由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轮流负责组稿、编辑，交给山东文艺出版社以“丛刊”形式公开出版。起初是季刊，三年后申请到正式刊号后才改为双月刊。在当时，这是一份独一无二专门反映美国文学研究动态及成果的学术期刊，信息多，内容新，很受外国文学界的欢迎。

    决定出版一套《当代美国文学丛书》，选收当代美国有代表性作家的作品，要求随附评论性的序言。该丛书由施咸荣负责联络和编辑。这套书起初曾设想由一家出版社集中出版，但因意见未统一，改成统一定选题，分给各家出版。  

    我代表《译林》杂志，向与会代表赠送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刚出版的《珍妮的肖像》、《医生》、《钱商》等三本当代美国文学译作。没料到次年4月，被当时一位外国文学研究界权威，以“这些花花绿绿在西方都是被人看过就扔掉的垃圾”为例，上书领导同志，引发了一场“译林风波”。当时《读书》杂志副主编冯亦代在“全国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指出：“《珍妮的肖像》是老翻译家周煦良选择和翻译的，内容健康，文字优雅；《医生》与《钱商》都是南京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翻译的，都揭露了当代美国社会的现实，具有认识作用的价值，怎么能贬为垃圾呢。”由美国文学研究会首届年会上这三本书引发的争议，反映出当时某些人对当代美国文学存在着多么深的偏见。

    当年在山东大学执教的美国女教师戴蒙德，曾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没想到会后我按期都收到美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寄赠的中文刊物《交流》。正奇怪他们怎么知道我的地址，后来才知道，参加烟台首届年会的人，每人都收到这份刊物。我猜想，这可能是戴蒙德把会议代表名录交给使馆文化处了。这份刊物一直寄赠到1983年。

 学术交流日益活跃

    美国文学研究会规定每两年举办一次年会，第二届年会1981年在上海召开。原定1983年召开的第三届年会，因“清除精神污染”之故被推后。这期间，在济南还举办过一次美国文学评论家哈桑的报告会及研究会理事会，会上商定1985年在南京召开第三届年会，还补选我为美国文学研究会的理事。

    1985年5月，美国文学研究会第三届年会在南京丁山宾馆召开，是由《译林》编辑部与南京大学外文系联合承办。这届年会与会的学者大大超过往届，不仅增加了周珏良、赵萝蕤、巫宁坤等老一辈学者，一批中年英语骨干教师，如陶洁、孙致礼、朱炯强等都参加了，使年会的学术含量有了明显提升。这届年会补选汤永宽为副会长，我为副秘书长，并商定1987年在厦门举行第四届年会。

    美国驻华大使馆有位中方雇员是江苏连云港人，我向他介绍了美国文学研究会的活动情况，他说这样的学术活动，如果需要，大使馆愿意给予一定的帮助，我把这个信息告诉了厦大的杨仁敬教授。1987年8月，美国文学研究会第四届年会在厦门大学召开，吴富恒会长因另有活动没有来，会议主要由汤永宽副会长主持。这一届与会的中青年更多了，如赵一凡、任吉生、毕冰宾、顾爱彬等。曾在南京大学执教的美国教师弗兰德也自费从美国前来与会。那个年代，涉外活动都有严格的手续，弗兰德来厦门讲学难免要经过许多程序，对比如今对外国人的开放程度，真令人不胜感慨。

    连续四届美国文学研究会的年会，宣读和交流了上百篇论文或学术发言，传播了我国美国文学研究学者的学术成果，激发了中青年教师研究美国文学的热情，而且开始有了与境外学者开展学术交流的机会，研究会的会刊《美国文学研究》，还被美国国会图书馆列为收藏刊物。

 琳琅满目的美国文学出版物

    上世纪80年代初是我国学术界思想活跃、成果丰富的时期。当时出版的各类美国文学书刊数量多、速度快，明显位居引进西方文学的最前列。以往许多人讲起美国文学似乎只知道马克·吐温和海明威，到这时，不仅出版了像德莱塞这样有左翼倾向作家的作品，也出版了荒诞戏剧、黑色幽默、垮掉的一代、实验小说以及朦胧诗歌、黑人文学等不同流派和类别的作品，还大量出版了曾被某些人认为“不入流”的当代美国通俗文学。那时候高雅和通俗两方面都相当繁荣，前者如袁可嘉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索尔·贝娄的《赫索格》等等，在我国读书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至于通俗文学，如阿瑟·黑利的《钱商》、《汽车城》，西德尼·谢尔顿的《天使的愤怒》，罗宾·库克的《狮身人面像》，马里奥·普佐的《教父》等等，更是品种繁多。

    不仅翻译的美国文学作品多，美国文学的学术著作也有广泛出版。那时，仅介绍外国文学的刊物就多达近20种，其中有大量篇幅都是发表涉及美国文学的文章。在图书方面，除了美国文学研究会主编的“当代美国文学丛书”以外，比较著名的“走向世界丛书”中也选收有美国文学新思潮的专著。由施咸荣、董衡巽等人编写的《美国文学简史》，董乐山编著的《英汉美国社会知识词典》，袁可嘉编撰的《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以及《译林》出版的《美国文学词典》等等，对帮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美国都起过有益的作用。

    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学界对美国文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研究成果越来越多，研究水平也有明显提高。如今，大凡美国有影响的文学新作，通常一两年内就会有中译本，有些甚至做到了原作与中译本同时上市。高校的外文系，几乎全都开设有美国文学课程，不同版本的《美国文学史》、《美国作家评传》，《美国文学文论》等，在书店及图书馆里到处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