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乡纪程》书名中“饿”字的由来

    瞿秋白的名著《饿乡纪程》，总会时不时地被一些出版物误印为“《俄乡纪程》”。笔者最近先后看到在读书界颇有影响的两本新书，也是如此。一是于幼军、黎元江合著的《社会主义五百年》第二卷（广东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其中第二十三回的回目即是“《俄乡纪程》直击共产圣城真相，《赤都心史》尽录东方稚儿思绪”；另一是出版家俞晓群先生的《前辈——从张元济到陈原》一书（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其中说张元济先生当年出版过“瞿秋白《新俄国游记》（即《俄乡纪程》）”。

    是的，瞿秋白的《饿乡纪程》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最初由商务印书馆于1922年9月出版时，作者在文学研究会的友人们将书名改成了“《新俄国游记》”——而原书名中的“饿乡”也确实指的就是“俄国”，但要说到该书的本名，却只能是“《饿乡纪程》”。

    把“饿”写为“俄”的有关作者（或许也有把“饿”改作“俄”的有关编者），可能是把“饿”当作当时“俄”的另一种译法了，即使他们不是这样的认识，但也极容易让读者产生这样的认识。不管怎样，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因为在该书中，作者明确使用了“俄国”、“苏维埃俄国”这样的名词术语，而“饿乡”则是当时外界包括其邻邦中国的一些人对俄国的讥称——把“饿”写为“俄”，显然体现不出作者在书中一再提到的这一事实：当时，十月革命刚刚胜利，新建立的苏维埃俄国正处于同国内企图复辟的反动势力以及支持他们的帝国主义势力激烈斗争的紧张形势下，加上持续4年之久的世界大战，人们的生活非常艰难困苦，“没有吃，没有穿”，“冰天雪窖饥寒交迫”，因此，在一些人，具体到中国的某些人，尤其是那些旧式知识分子（即瞿书中所说的“士的阶级”），在他们看来，中国既有“美食”，又可以“甘寝”，当然是个好地方，而俄国只不过是个“饿乡”罢了。

    瞿秋白把书名定为“饿乡纪程”，显然是反其意而用之的。作者当然不是不知道俄国之“饿”，但在他看来，那只是物质上的饿，而且也必定是暂时的；而在精神上，在前途上，这个“饿乡”则是“红艳艳光明鲜丽的所在”。与之相对照，当时的中国，“虽有香甜的食物，轻软的被褥，也只值得昏昏酣睡，醒来黑地里摸索着吃喝罢了”，因此，它其实是“阴沉沉，黑魆魆，寒风刺骨，腥秽污湿的所在”。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作者，正是要舍弃这“乌沉沉”的“黑甜乡里的美食甘寝”，往“饿乡”去，“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来。（引文见《饿乡纪程·绪言》）

    不仅如此，作者把书名定为“饿乡纪程”，还涉及一则著名的中国历史典故。《史记·伯夷列传》载，殷商小国孤竹国的国君欲传位于幼子叔齐，叔齐认为应该由长兄伯夷即位方合于礼，而伯夷认为叔齐即位是父王之命，人子应当顺从父命，因此，他便出逃避位；父王死后，叔齐依然不肯即位，也出逃了，国人只得立中子为君。中子即位后，出逃在外的伯夷、叔齐兄弟俩听说西伯昌敬老尊长，便相携投奔，不料到了那里，伯昌却死了，武王正载着伯昌的牌位，准备率师征伐殷纣；兄弟俩拦住武王，叩马进谏，差点被杀。周灭商后，两人耻于吃周家天下的粮食，采薇首阳山，最后饿死。后来，文人墨客遂以“伯夷”、“夷齐”、“夷叔”等称有节操的人物；用“首阳山”、“首阳”等作为隐居、守节的地方；用“首阳薇”、“采薇”等喻坚守气节或因坚守气节而忍饥挨饿的悲壮举动；用“周粟”指不愿承认和接受的新政权下的东西（尤指官俸）。如中国文学史上就有“可惜官仓无限粟，伯夷饿死黄口肥”（元稹《有鸟二十章》）、“盗跖人肝常自饱，首阳薇蕨向来饥”（黄庭坚《戏赠世弼用前韵》）、“哭秦庭而无路，餐周粟而匪甘”（康有为《强学会序》）等著名诗句。1920年10月15日晚，也就是瞿秋白离开北京赴俄国的前一天晚上，耿济之、瞿菊农、郑振铎、郭绍虞等人（他们都是1921年1月成立的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其中瞿菊农与瞿秋白又是叔侄关系）来为瞿秋白送行，瞿秋白特意对他们提到了这一典故：“……清管异之称伯夷叔齐的首阳山为饿乡，——他们实际心理上的要求之实力，胜过他爱吃‘周粟’的经济欲望。——我现在有了我的饿乡了，——苏维埃俄国。俄国怎样没有吃，没有穿，……饥，寒……暂且不管……他始终是世界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饿乡纪程》第五章）瞿秋白在对友人的谈话中使用这一典故，无疑是要强烈表达他那信仰社会主义的热烈而坚决的程度，读者当然也可从中进一步感知“五四运动”后那一代革命知识分子崭新的精神面貌。

    还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五百年》一书中的“《俄乡纪程》直击共产圣城真相”一语，说明作者是把《饿乡纪程》当作瞿秋白在俄国的见闻实录了，而这也是不准确的。1921年11月，作者在给《饿乡纪程》所写的《跋》中说得很清楚：“这篇《游记》着手于1920年，其时著者还在哈尔滨。这篇所写，原为著者思想之经过；具体而论，是记‘自中国至俄国’之路程，抽象而论，是记著者‘自非饿乡至饿乡’之心程。”《饿乡纪程》的正文，除绪言外，共16章。仔细阅读全书的话就会知道，到了第14章的末尾，作者才到了“共产圣城”莫斯科，而最后两章的内容，虽然记的是作者初到莫斯科后的行踪和见闻，但就全书来说，文字极为简略，很显然是给《饿乡纪程》的姊妹篇《赤都心史》所作的铺垫而已——在1923年8月为《赤都心史》所写的《引言》中，作者干脆说：“《饿乡纪程》叙至到莫斯科日为止，此书叙莫斯科生活中之见闻轶事”——也就是说，如果一定要从《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中去发现作者所见的“共产圣城”的真相的话，那只能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但笔者又得赶紧再多说几句了。读者如果真要知道瞿秋白笔下的“共产圣城”真相，仅《赤都心史》还是不够的，甚至首先所选，也不应该是《赤都心史》。因为《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都是“心史”，在瞿秋白的有关作品中，其性质首先是文学作品，这也是作者在《赤都心史》的《引言》中所强调的：“两书均是著者幼稚的文学试作品……至于俄国革命之历史的观察，制度的解释，则我另有社会科学论文的体裁之《俄罗斯革命论》……”瞿秋白当时旅居苏俄的时间长达两年，除《俄罗斯革命论》这部专著外，他从1920年10月18日在哈尔滨写的第一篇报道起，到1923年1月25日回到北京后写到的最后一篇报道止，先后在北京的《晨报》、上海的《时事新报》上还发表了50篇通讯报道。只有在阅读《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的同时，进一步阅读这些报道和《俄罗斯革命论》一书，才可以清楚地看出瞿秋白笔下的“共产圣城”真相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