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白羽的最后一本散文集

    2000年第1期的《长城》杂志，在头条位置发表了作家徐光耀此后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的纪实散文《昨夜西风凋碧树——记一段头朝下脚朝上的历史》。在这部作品中，徐光耀以一个过来人的平常心，冷静回顾了自己这棵在党和人民培育下，于文学创作园地崭露头角的“碧树”如何遭劫、被1957年的“反右”狂风一夜间横扫枝叶，进而“头朝下、脚朝上”，沦为右派、“修正主义分子”的痛苦历程。作品以翔实的资料再现往昔，对当年那段历史的诡异与荒诞进行了反刍，笔触真挚而大气，既没斤斤计较地去抱怨什么，也没尖刻狭隘地去仇视什么。但无可违避地涉及了包括刘白羽在内的一些著名作家在极“左”潮流肆虐中的负面表现。

    《昨夜西风凋碧树》完稿于1999年7月11日，在《长城》釆用前，曾遭两家刊物的婉拒。出人意料的是，一经《长城》刊发，《新文学史料》《新华文摘》等十余家刊物争相转载。更令徐光耀意想不到的是，当年整他的主要当事人之一刘白羽竟然被他的文章所打动，于2001年3月29日给他写来一封情致深切的“悔过信”：“友人传了一册《长城》给我，我立即把《昨夜西风凋碧树》读完，字字血泪，正义之言鞭挞着我的心灵，你在那历程中所承受的痛苦，都是我的罪孽所造。光耀同志，我羞惭，我恸心，我无颜求你原谅，但我要说出我永恒的遗憾，包括在那失去理智的时代，我对你不礼貌的行动，我只有在远处向你深深地谢罪、谢罪……”

    刘白羽的忏悔，把徐光耀深深感动了。2001年4月3日，他即给刘白羽回信说：“……您对待自己仍然过分了，过错是有的，谈不到‘罪孽’，也无须‘谢罪’。以往的种种不幸，都不是您我之间的恩怨造成，那是一个时代、一种体制所造就的错误，个人可以承担某些责任，但不能承担主要的、更非全部的责任。个人是承担不起的。您我都有对党的无可怀疑的忠心，我们都是尽力按照上面来的精神行事的，悲剧是这种忠心到了分不清是非的地步，如果您我调换了位置，我整起您来也会毫不手软的。所以，从个人说，最大的教训之一是迷信……”       

    2001年第4期《长城》，以“关于《昨夜西风凋碧树》的通信”为题，全文发表了这两封信，编者在按语中这样写道：“老作家徐光耀的长文《昨夜西风凋碧树》在本刊2000年第1期发表后,影响是深远的,作者先后接到80多位热心读者的来函来电,其余波一直延续到一年后的今天。下面发表的是著名老作家刘白羽同志最近的一封来信和光耀同志的复信,新世纪之交两位老作家的炙人之语,掷地有声,发人深思,相信会在《长城》的回音壁上留下久久的回响。”随后，又是数十家报刊转载了这两封信，使众多读者，尤其是文学界的人士，也包括笔者在内，像徐光耀一样深受感动和震撼，一下子对刘白羽的“思想品德有了新认识”，纠正了“以前存留的某些偏激看法”，把他当作“一位有党性的高尚长者”而“更加敬重”。

    过了一年，我接到了领导交办的任务：为刘白羽出版一部新的散文集，当时我是作家出版社的副总编辑。这部名为《天籁集》的文稿，收录了刘白羽晚年的二三十篇短文及几封书信，仅10万字，加上《附录》中陆正伟、王中才等记者、作家采写他的7篇文章，约14万字。那时他已年过八旬，因此，他在代序《晚霞谈文录》中说，这“也有可能是我最后一个散文集了”。于是，为增加书的厚度，我和责编商定，将《天籁集》全部做成精装本，并请我社的美编室主任来担任装帧设计，尽可能把这位作协老领导的“最后一本散文集”出好。未料，我在终审书稿时，发现在《致徐光耀信》后，附了一篇黎辛的《致黄秋耘信》。首先，我觉得既然收录了写于2001年3月29日的《致徐光耀信》，就应该附上徐光耀2001年4月3日给他的复信。其次，从体例来看，如果一定要收录黎辛的《致黄秋耘信》，也应该将此文移至《附录》，而不能紧随《致徐光耀信》其后。不过，当我认真读完黎辛的《致黄秋耘信》，立即体会到了其中的意味。       

    黎辛的《致黄秋耘信》，写于1998年8月4日，长达12000字。1998年第4期《新文学史料》是在《来稿、来信照登》栏里刊发这封信的，目录上连这封信的标题（《关于中国作家协会的反右斗争及其它－－〈黄秋耘访谈录〉读后》）都没有列出。《新文学史料》在编者按中说：“本刊今年一、二期刊登了《文学路上六十年——老作家黄秋耘访谈录》（作者黄伟经）一文后，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响。”“这期，我们从标题到正文一字未动地编发了当事人的来稿、来信。读者如能撇开双方文字上的感情因素，当会更全面、准确地了解当年中国作协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反右运动时，黎辛是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兼秘书，黄秋耘则是《文艺学习》编辑部副主任。黎辛致信黄秋耘，其核心内容是指黄秋耘在《访谈录》所说“主要是刘白羽领导作协的反右派斗争，甚至可以说独断专行一切”与事实不符，认为“刘白羽是领导作协整风与反右的三把手”。但他承认：“1955年荃麟病休，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刘白羽是主要执行人。”荃麟即时任党组书记的邵荃麟，刘白羽时任作协党组副书记，而中宣部分管作协整风、反右的是副部长周扬。由此，黎辛认为，周扬是领导作协整风与反右的一把手，划不划谁是右派，是由周扬说了算：“周扬由于陆定一的支持，在反右派斗争中的发言权与决策权是超乎寻常的大的。”       

    据笔者所知，被黎辛当作领导作协整风与反右的二把手的邵荃麟，他作为作协党组书记，1957年5月间曾去浙江出差，同浙江文艺界的作家们开座谈会，传达中央精神，鼓励他们鸣放。结果浙江参加座谈会的人士，很快几乎全部被划右，著名的如宋云彬、黄源、陈学昭等。反右运动开始后，邵荃麟被认为是去浙江煽风点火，检举材料送至北京。因此，邵荃麟虽参加领导了作协的“反右派”斗争，但他是一个属于“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人物。1964年，毛主席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传达后，作协重点批判邵荃麟，认为他的“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这时他不再被保护，1957年去浙江“放火”的材料被端了出来。有人就径直说邵荃麟是“漏网右派”。我想，这也许就是黄秋耘认定1957年作协的“反右运动”是刘白羽主持的缘由。有关这方面的文字记载，除刘白羽当时发表的《让我们一道来扫除乌云》、《论文学上的右派寒流》、《美丽羽毛下的丑恶灵魂》、《秦兆阳的破产》等文章而外，郭小川也曾在1969年所写的《我的书面检查》中说：“在讨论秦兆阳为右派分子时，我一言不发，只等着刘白羽开口提出不划。……对于秦兆阳划右派问题，我一直是动摇的；对李清泉，我更觉得可以不划，我的理由是作协划的右派已经够多了。实际上我看不清他们的右派实质，在思想上和他们有共同之处。刘白羽坚持要划，我才同意了。”（陈徒手著《人有病 天知否》第17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9月版）       

    黎辛的《致黄秋耘信》，作为一家之言，对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当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此文早于《昨夜西风凋碧树》两年在《新文学史料》上刊出，且文中只字未提徐光耀，由此在我看来，将其作为刘白羽《致徐光耀信》的附件收入《天籁集》显然是不妥的。于是，在审稿单上明确表示了我的意见：撤下黎辛的《致黄秋耘信》，建议换上徐光耀的《致刘白羽信》。责任编辑是总编室主任杨德华，他虽很理解我的终审意见，但面有难色地说：“白羽同志若坚持自己的意见，不愿撤下黎辛的《致黄秋耘信》，那咋办呢？”我说：“如果不撤下黎辛的《致黄秋耘信》，出书后可能会挑起新的矛盾，影晌到文学界的团结。反正不撤的话，我就不签发这部书稿。”       

    作家出版社是隶属中国作协的一个自负盈亏的事业单位，实行企业管理，每本书的盈亏与责任编辑的年终奖金直接挂勾。因此，像《天籁集》这样的任务书，只能由总编室主任亲自当责编。杨德华看我态度很坚决，就只得硬着头皮说：“那还是我先和白羽同志沟通一下吧。”我对他说：“与白羽同态沟通，不是先得同他秘书联系吗？你不如让他秘书来一趟，与我们先交换一下意见再说。”后来，杨德华直接把《天籁集》的审稿单给白羽同志的秘书看了，秘书向白羽同志如实作了汇报，然后回话说：“既然要撤下黎辛的《致黄秋耘信》，那就连我的《致徐光耀信》也一并撤下吧！”就这样，《天籁集》作为刘白羽此生最后一个散文集，由我签发，于2002年12月出版。遗憾的是，在这部散文集中，找不到他晚年著作中最大的一个亮点：《致徐光耀信》。

    刘白羽同志于2005年8月19日逝世，享年89岁。2006年3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总政艺术局所编的《白羽同志英名永存——刘白羽纪念文集》。该文集末尾，附有两份《刘白羽同志遗物捐赠清单》，在第一份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遗物清单中，有他《天籁集》的大部分散文手稿和多封他与作家来往的书信手稿或复印件。但其中没有他与徐光耀关于《昨夜西风凋碧树》的相互通信。然而，在这部近56万字的纪念文集中，仍有许多篇怀念文章，提及那段轰动一时的“劫后传书泯恩怨”的文坛佳话，把刘白羽的《致徐光耀信》说成是他“内心感情的真实流露”，并“对他这种真诚、坦率、博大的襟怀表示钦佩”。其中，只有邓友梅的一篇，令我读来感慨万千——

    ……我到石家庄去参加光耀作品讨论会时，一见面光耀就拿出一封信来给我看，我见落款是“刘白羽”，心里扑通一声，忙问光耀：“你把《昨夜西风凋碧树》寄给刘白羽同志了？”他说：“没有，我写了他当年对我粗暴的情节，再主动寄给他看，不像是跟老人挑衅吗！我不会这样做。不知他从哪里听到了这书出版的消息，自己找到去读的。       

    我把信从头读起。不读则已，读完大为震惊。我没想到近九十岁的老前辈，在读了指责他的文字后，不仅没有气恼，而且竟以发自肺腑的心声，写来一封信向晚辈“谢罪”，对他当年的一些言行深为忏悔自责。当我带着泪水看到“谢罪”这两个字时，同时也看到了写这两字的人的人格高尚的光环。       

    光耀见我感动，他说：“我也很感动。可也有人认为这些话未必发自真心。”我激动地说：“就是假的也难能可贵！不是有很多人从前做过错事，至今仍装正经，连假认错也不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