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贺华诞 心存感恩

    算起来，在中华书局出版和约稿的书，已经接近十部，可以说在我三十多年的学术道路上，最主要的成绩大多交由中华书局出版。很难想象没有书局的支持会是怎样。

    我生不逢时，文革间没念完初中，二十岁时还没读过古籍。1971年某天，见报载《周书》点校出版，首次知道中华书局。到图书馆找到书，发现完全读不懂。从1973年接触因为政治原因出版的古书，到1978年考取研究生，六七年间瞎碰瞎撞地完成古文启蒙到专业学习的飞跃，其间读到大量文史著作，以中华书局所出为多。1982年末读到新出的《全唐诗外编》，觉得搜补未尽，遂发愿广事网罗，居然颇有所得。孙猛兄知道后，将部分样稿提交书局，并将我所写《〈全唐诗〉误收诗考》一文投到《文史》，很快就都得到积极回应。书局文学室很快落实选题，向我约稿。当时我刚研究生毕业，学术上毫无造诣，能够得到认可，让我有信心在其后几年间遍检群书，得成规模。《文史》也决定刊用拙文，但建议将原文完全按照《全唐诗》顺序的写法，改为以致误类型分列的写法，责编盛冬铃先生还代写了引言一节。

    《全唐诗补编》是我的第一部著作。此书在1985年初完成初稿，约得诗2300多首，规模已经超过了前人辑佚的总和。书局的审稿极其认真。当时书局有一套文革前开封师院编的《全唐诗》首句索引，责编代为查检部分卷次后，发现仍有重收误收，要求我全面检核，做出处理，同时又约请我修订《全唐诗外编》。这一工作又持续了一年多，交稿后又曾有多次反复，直到1992年出版。尽管在检书范围、真伪鉴别和编次体例方面，自信均较前人有所推进，但毕竟当时的用书条件和检索手段，都远逊于现在，回头来看，还有很大出入，并不尽满意。就当时来说，是个人学术逐渐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那时出版学术著作很难，如果没有当时的约稿，我无法确定自己能否继续学术道路。

    1986年，在《全唐诗补编》完成后，我即从事唐文的补遗，并在1991年交稿，补录大约6000篇。当时已经知道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将出版《唐代墓志汇编》，为避免重复，有意识地不收如《千唐》、《芒洛》、《陶斋》等大宗墓志。到1992年见到该书，书局建议我退改，将重复部分大约千余篇都作删除，又补入新见佚文，维持原有规模。到1996年排出校样，我则因为受困于《全唐五代诗》初盛唐部分的撰稿定稿，阅校耽搁了一年多，且有很大幅度的订补。这一耽搁，恰好碰到铅字排版的结束，只好拆版重新来过。是我的责任，让书局蒙受了损失，也与最后的铅排书失之交臂。到2003年方排出新校，又有很大幅度的加工。当时古籍数码检索已经实现，我又有机会到海外广搜文献，总想将所有能够得到的珍贵文本，所有前人的优秀研究，都能够反映进去。这些当然都是从学术立场考虑，却给书局增加成本，给责编造成无尽的麻烦，而书局慨然应允，责编徐俊先生也始终不嫌麻烦地为我补改，让这部从着手到出版历时近二十年的三百万字大书，终于可以在2005年出版。

    最近十年，我受书局邀请修订逯钦立先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又参加二十四史修订，主持《旧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三部的工作。有关修订工作的原则和体例、样稿，开了许多次会议，更多地了解书局在图书出版管理和坚持学术原则方面的严格规定，对书局能够长期保持学术品位、坚持出版精品有了许多新的认识。最近两年，这些著作可以陆续交付出版，在我是学术转型的新收获，也希望更好地体现后古籍数码时代文献整理的新面貌。

    从我首次造访书局，至今恰好三十年，与书局几代领导、编辑都成了很好的朋友，对书局的成就，也有许多新的认识。印象较深的有以下几点：

    坚持学术原则。前面说到全唐诗文的两部书，都曾反复退改和增补。《全唐文补编》的原稿和两次校样我都还保留著，其中每次都有大量改动，书局都能容忍，鼓励我的坚持。比方昭陵诸碑，曾反复校过多种拓本和前人录文，为追求较好的写定文本，每次都铅黄满纸，勾改得密密麻麻，最后都能得到落实。我在十年两度阅校时，不断采集遗文，全书定稿后又补了《再补》八卷、《又再补》十卷，在我是觉得搜辑不易，应尽量提供给学人，责编也不嫌麻烦，虚怀接纳。最近几年修订正史，反复讨论体例样稿，在出校改动与否的细节把握上，每次都曾仔细推敲，历经数日，以求达成共识。正是许多这样的坚守和追求，造成中华书局的出版地位。此外，书局的许多编辑，本身就是某一领域的专家。现在担任书局总编的徐俊先生，曾担任我的责编逾二十年，他在我这边看到敦煌诗歌校录的缺位，于是倾力完成《敦煌诗集残卷辑校》书稿，成为此一领域的权威学者。老一辈的如傅璇琮先生曾长期担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对唐文学研究风气的转变贡献甚大。在中国特殊的学术氛围中，出版社不是消极地等待作者写出著作来发表，而是依靠自身的努力来引领学术，依靠选题设置来引导学术走向，就最近三十年国内古籍整理的格局来说，中华书局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

    严格规章管理。印象较深的是编辑文档的管理，凡作者与编辑来往的书信，一律归档管理。近年编读之间都靠电子邮件来往，在我似不太注意保存，而书局一律打印出来保存。而与选题有关的文献，书局更注意保存，甚至提供给作者参考。我补录唐文时，就曾承书局转示阮元《全唐文补遗》的胶片。而二十四史修订，更得到书局复制的整套的当年工作长编副本。

    尊重作者权益。我作唐诗补遗，自补的部分取名《全唐诗续拾》，与修订本《全唐诗外编》合成一书，书局命名为《全唐诗补编》，并认为主体部分为我完成，全书署我辑校，突出了我的成绩，两部分再分别署名，照顾到各方利益。在版权所有方面，则按照各自所占比重，分别确定百分比。对此，我是感到很满意的。书局委托我作修订的著作，有的作者当时还在世，如孙望先生，回信认为我是合适人选，同意我承担。逯钦立先生家属也积极给以支持。书局为此都做过许多沟通协调工作。

    中华书局成立百年，我写了两句以表祝贺：“守护文明，沐百年风雨，幸为往圣存绝学； 弘传学术，开万卷兰台，续向新民诵华章。”一家出版社，在百年风雨中始终坚持学术方向，为中华传统学术的发扬光大做出了空前的成就，我身兼作者和读者，谨以感恩的心情表达敬意，也祝书局兴旺发达，创造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