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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2年03月07日 星期三

    百年中华·我与中华书局

    遥贺华诞 心存感恩

    陈尚君(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3月07日   14 版)
    《全唐诗补编》,陈尚君辑校,中华书局1992年版

        算起来,在中华书局出版和约稿的书,已经接近十部,可以说在我三十多年的学术道路上,最主要的成绩大多交由中华书局出版。很难想象没有书局的支持会是怎样。

        我生不逢时,文革间没念完初中,二十岁时还没读过古籍。1971年某天,见报载《周书》点校出版,首次知道中华书局。到图书馆找到书,发现完全读不懂。从1973年接触因为政治原因出版的古书,到1978年考取研究生,六七年间瞎碰瞎撞地完成古文启蒙到专业学习的飞跃,其间读到大量文史著作,以中华书局所出为多。1982年末读到新出的《全唐诗外编》,觉得搜补未尽,遂发愿广事网罗,居然颇有所得。孙猛兄知道后,将部分样稿提交书局,并将我所写《〈全唐诗〉误收诗考》一文投到《文史》,很快就都得到积极回应。书局文学室很快落实选题,向我约稿。当时我刚研究生毕业,学术上毫无造诣,能够得到认可,让我有信心在其后几年间遍检群书,得成规模。《文史》也决定刊用拙文,但建议将原文完全按照《全唐诗》顺序的写法,改为以致误类型分列的写法,责编盛冬铃先生还代写了引言一节。

        《全唐诗补编》是我的第一部著作。此书在1985年初完成初稿,约得诗2300多首,规模已经超过了前人辑佚的总和。书局的审稿极其认真。当时书局有一套文革前开封师院编的《全唐诗》首句索引,责编代为查检部分卷次后,发现仍有重收误收,要求我全面检核,做出处理,同时又约请我修订《全唐诗外编》。这一工作又持续了一年多,交稿后又曾有多次反复,直到1992年出版。尽管在检书范围、真伪鉴别和编次体例方面,自信均较前人有所推进,但毕竟当时的用书条件和检索手段,都远逊于现在,回头来看,还有很大出入,并不尽满意。就当时来说,是个人学术逐渐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那时出版学术著作很难,如果没有当时的约稿,我无法确定自己能否继续学术道路。

        1986年,在《全唐诗补编》完成后,我即从事唐文的补遗,并在1991年交稿,补录大约6000篇。当时已经知道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将出版《唐代墓志汇编》,为避免重复,有意识地不收如《千唐》、《芒洛》、《陶斋》等大宗墓志。到1992年见到该书,书局建议我退改,将重复部分大约千余篇都作删除,又补入新见佚文,维持原有规模。到1996年排出校样,我则因为受困于《全唐五代诗》初盛唐部分的撰稿定稿,阅校耽搁了一年多,且有很大幅度的订补。这一耽搁,恰好碰到铅字排版的结束,只好拆版重新来过。是我的责任,让书局蒙受了损失,也与最后的铅排书失之交臂。到2003年方排出新校,又有很大幅度的加工。当时古籍数码检索已经实现,我又有机会到海外广搜文献,总想将所有能够得到的珍贵文本,所有前人的优秀研究,都能够反映进去。这些当然都是从学术立场考虑,却给书局增加成本,给责编造成无尽的麻烦,而书局慨然应允,责编徐俊先生也始终不嫌麻烦地为我补改,让这部从着手到出版历时近二十年的三百万字大书,终于可以在2005年出版。

        最近十年,我受书局邀请修订逯钦立先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又参加二十四史修订,主持《旧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三部的工作。有关修订工作的原则和体例、样稿,开了许多次会议,更多地了解书局在图书出版管理和坚持学术原则方面的严格规定,对书局能够长期保持学术品位、坚持出版精品有了许多新的认识。最近两年,这些著作可以陆续交付出版,在我是学术转型的新收获,也希望更好地体现后古籍数码时代文献整理的新面貌。

        从我首次造访书局,至今恰好三十年,与书局几代领导、编辑都成了很好的朋友,对书局的成就,也有许多新的认识。印象较深的有以下几点:

        坚持学术原则。前面说到全唐诗文的两部书,都曾反复退改和增补。《全唐文补编》的原稿和两次校样我都还保留著,其中每次都有大量改动,书局都能容忍,鼓励我的坚持。比方昭陵诸碑,曾反复校过多种拓本和前人录文,为追求较好的写定文本,每次都铅黄满纸,勾改得密密麻麻,最后都能得到落实。我在十年两度阅校时,不断采集遗文,全书定稿后又补了《再补》八卷、《又再补》十卷,在我是觉得搜辑不易,应尽量提供给学人,责编也不嫌麻烦,虚怀接纳。最近几年修订正史,反复讨论体例样稿,在出校改动与否的细节把握上,每次都曾仔细推敲,历经数日,以求达成共识。正是许多这样的坚守和追求,造成中华书局的出版地位。此外,书局的许多编辑,本身就是某一领域的专家。现在担任书局总编的徐俊先生,曾担任我的责编逾二十年,他在我这边看到敦煌诗歌校录的缺位,于是倾力完成《敦煌诗集残卷辑校》书稿,成为此一领域的权威学者。老一辈的如傅璇琮先生曾长期担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对唐文学研究风气的转变贡献甚大。在中国特殊的学术氛围中,出版社不是消极地等待作者写出著作来发表,而是依靠自身的努力来引领学术,依靠选题设置来引导学术走向,就最近三十年国内古籍整理的格局来说,中华书局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

        严格规章管理。印象较深的是编辑文档的管理,凡作者与编辑来往的书信,一律归档管理。近年编读之间都靠电子邮件来往,在我似不太注意保存,而书局一律打印出来保存。而与选题有关的文献,书局更注意保存,甚至提供给作者参考。我补录唐文时,就曾承书局转示阮元《全唐文补遗》的胶片。而二十四史修订,更得到书局复制的整套的当年工作长编副本。

        尊重作者权益。我作唐诗补遗,自补的部分取名《全唐诗续拾》,与修订本《全唐诗外编》合成一书,书局命名为《全唐诗补编》,并认为主体部分为我完成,全书署我辑校,突出了我的成绩,两部分再分别署名,照顾到各方利益。在版权所有方面,则按照各自所占比重,分别确定百分比。对此,我是感到很满意的。书局委托我作修订的著作,有的作者当时还在世,如孙望先生,回信认为我是合适人选,同意我承担。逯钦立先生家属也积极给以支持。书局为此都做过许多沟通协调工作。

        中华书局成立百年,我写了两句以表祝贺:“守护文明,沐百年风雨,幸为往圣存绝学; 弘传学术,开万卷兰台,续向新民诵华章。”一家出版社,在百年风雨中始终坚持学术方向,为中华传统学术的发扬光大做出了空前的成就,我身兼作者和读者,谨以感恩的心情表达敬意,也祝书局兴旺发达,创造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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