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与“恶”共生

    元旦前后和寒假初我译了村上春树的《在约定的场所》。这是我译的第41本村上作品。不用说，译者首先是个读者——今天我想离开多少年来如影随形的译者角色，不谈翻译，而作为读者和“半拉子”学者谈一下读的感受。

    不少人想必记得，日本在1995年这个战败50年的历史节点之年遭遇两场真正的“噩梦”。一是7.2级“阪神大震灾”，二是奥姆真理教制造的东京地铁沙林惨案——十名奥姆真理教信徒两人一组分成五路，五路各有一人（另一人接应）钻进三条线的地铁车厢，在上班高峰时间用打磨锋利的伞杆尖端捅破装有液体沙林毒气的塑料袋，挥发开来的毒气致死12人，伤残3800多人。村上首先采访62名受害者写成《地下》，接着采访8名奥姆信徒写了《地下》的续集《在约定的场所》。

    也是因为日本人不大看重纪实文学，村上这本纪实文学作品同样没被看重，同村上其他作品相比，很少有人提及和研究。我原来也没怎么注意，这次读了着实吃了一惊：无论对他的创作思想还是小说主题，这部非虚构作品实在太重要了，可以说是继涉及诺门罕战役的《奇鸟行状录》之后又一部拐点之作。

    村上在书中说奥姆真理教是个没有出口的“黑匣子”，他所以通过写《在约定的场所》来打开这个“黑匣子”，是因为他持续怀有这样一种深切的危机感：“尽管发生这么严重的事件，而导致事件发生的根本问题却一个也没解决。日本不存在接收从日本社会这一主体制（main system）滑落之人（尤其年轻人）的有效而正常的次体制（sub system）——这一现实在事件之后也全无改变。只要如此重大的本质性缺陷如黑洞一般存在于我们的社会，纵然在此摧毁了奥姆真理教这一集团，结构与之大同小异的吸附体——奥姆性存在——也迟早还要登场，同样事件说不定卷土重来。”而打开“黑匣子”，势必导致他对“恶”的追究，甚或对善恶定义的重新审视和判断。而这恰恰与他追求的一个创作主题有关。他在书中“同河合隼雄先生的对话”部分再次表明恶也是其创作的一大主题：“过去我就想在自己的小说中写恶这个东西的形状，但无法顺利聚焦。就恶的一面是可以写的，例如污秽啦暴力啦谎言啦。但如果写恶的整个样子，就没办法把握了。这也是我写《地下》期间始终考虑的事……”即使就奥姆真理教及其制造的沙林事件而言，村上也认为“什么是恶”这一定义是不容易下的。河合隼雄就此接着说道：“即使在那样的意义上，你下次写的作品（小说）想必也是很不一般的。毕竟是在做了这么多工作之后写的。”事实也是如此，无论2002年的《海边的卡夫卡》还是2004年的《天黑以后》都致力于探索以另一种形态出现的恶及与恶的相关暴力，2009年、2010年的三卷本《1Q84》显然是村上对这一主题的最新探索和思考的艺术结晶，而其源头无疑是《地下》尤其是《在约定的场所》这个打开的“黑匣子”。

    这本书此外还有三点特别耐人寻味。一是，村上认为奥姆信徒并非他者，而有可能是每个人自身。他在书的后记中这样写道：“向偏执性宗教（cult）寻求意义之人的大半并非不正常的人。既不是穷困潦倒的人，又不是离奇古怪的人。他们是生活在你我身边的普通（或者换个看法，是普通以上）的人们。或许他们考虑问题考虑得有点儿过于认真了，或许心灵多少有过创伤，或许因为无法同周围人息息相通而多少感到烦恼，也可能因为找不到自我表达的手段而在自尊与自卑之间急剧徘徊。那或许是我，或许是你。把我们的日常生活同含有危险性的偏执性宗教隔开的那堵墙，说不定比我们想象的单薄得多。”这段话完全可以理解为，较之解决奥姆本身，铲除滋生奥姆性因素、奥姆性毒苗的社会土壤要重要得多，也艰难得多。

    第二，纵使教祖麻原彰晃本人，也未必一开始就那么坏，很难设想无谓地剥夺无辜者生命这一残忍行径原本就是他所梦寐以求的。他的变坏犯罪，应该同奥姆教团这一体制、这一组织有关。在村上与河合对谈部分中，两人都倾向于相信起始阶段麻原或奥姆真理教是“相当纯粹”的，也有相当强的感召力，理应成为上述一部分人的“不错的托盘”或“容器”，然而并非如此。关于原因，河合着眼于“组织”，见解亦颇见深意：纵然奥姆成员是纯粹的，而那么多纯粹的、“什么坏事也不至于干的人”以形式极端的团体聚在一起，那也肯定出问题，甚至干天大的坏事，非干不可。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组织那东西，在自己身上没有恶是不行的，在组织内部。这点家庭也不例外，即使家里也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拥有恶。否则，势必为组织安稳而在外部制造恶。希特勒干的恰恰就是这个”。换言之，如果不在外部制造不杀不足以平民愤那样十恶不赦的家伙，就无法维持平衡，组织内部就会发生骚乱，导致组织从内侧崩溃。组织规模较小的阶段，一般不至于如此。而组织越大，整体压力越高。作为“教祖”麻原，“一旦站在某个组织的顶点，堕落立马开始。这是极可怕的事。站在顶点，总有众人的期待吧，不能不照着做，不能不妥协。而心里又完全清楚迟早必然败露，于是借助科学的力量蒙混过关。这一来，就已经是犯罪性质的了”。细想之下，不能不承认河合隼雄这番言说有其相当强的历史和现实洞察力，读来发人深省。

    第三，“与恶共生”。与上面第二点相关，或者说在这个意义上，恶就成了存在于组织、体制甚至每一个人内部抑或人这一体制无法分割的一部分。村上认为，“那既不是独立的东西，又不是可以交换或单独销毁的东西。或者莫如说，我甚至觉得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是恶又可能是善的东西”。河合明确反对把善恶绝对化：“把善恶分成两个，这个是善、那个是恶，弄不好是要出危险的。那样一来，势必以善除恶，或者说善做什么都将无所谓。这是最可怕的事。奥姆真理教也是认为自己是善才那么胡作非为的……从古至今都说为了恶而杀人的人是少而又少的。相比之下，为了善而杀人却多得一塌糊涂。战争什么的就是这样。因此，善若大行其道，是极其恐怖的。话虽这么说，毕竟不好说‘恶是好的’，非常为难。”于是就出现了平衡感和自觉的问题：“以自己的责任在多大程度上放纵自己的恶。”村上进而得出结论：“与‘恶’共生。”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