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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2年03月07日 星期三

    张舜徽先生的读书与著述之道

    董恩林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3月07日   10 版)

        碧空如洗铺陈天之广阔,百川汇集融铸海之深厚。摆在我面前的《张舜徽集》,它湛蓝的封面、浩瀚的内涵使我不禁联想起天的广阔,海的深厚。

        《张舜徽集》全套4辑20册,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分辑推出,总字数逾千万,内容博涉经、史、子、集四部,照今天的学科来看,则涵盖文、史、哲三大科类。

        我常常想,先师舜徽先生为什么一生能够写出这么多著作?仅仅因为其视野如天空一样广阔、学识如大海一样深厚吗?仅仅因为其焚膏继晷、笔耕不辍,淡泊名利、心无旁骛吗?恐怕不这么简单。自古以来辛勤耕耘、淡泊名利者大有人在,博涉四部、满腹经纶者也不在少数,而能够在三科四部范围内写出如此巨著者,并不多见。那么,奥妙何在?直到我粗略披览《张舜徽集》一过,才恍然大悟:原来先生一生读书与治学,绝非泛滥无边,随性所至;而是深信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所指示的由小学入经学、由经学入史学的治学路径,以文字、声韵、训诂为初阶,而后及于经传子史与文辞之诵习,循序渐进,恒有次第先后;以为专才易、通才难,立志迎难而上,走博学通才之路,自始至终,矢志不移。故其著述也绝非短平快捷,漫无核心,只要我们仔细审视一番,就可看出,《张舜徽集》中每一种著述,都是其读书与治学次第的一个里程、一块砖瓦,不是应时而变、利禄所系之作。

        《张舜徽集》清晰地向我们揭示出先生的治学轨迹:先生四十岁以前广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成《广文字蒙求》《说文谐声转纽谱》《切韵增加字略例》《声论集要》《唐写本〈玉篇〉残卷校说文记》《小尔雅补释》《急就篇疏记》《字义反训集证》《汉语语源声系》《说文解字导读》等著述,这些成果成为近四百万字的《说文解字约注》的基础。建基于此,先生又遍治经、子,先后撰成治经之作《郑学丛著》《两戴礼记札疏》《异语疏证》《周书小笺》《尔雅释亲答问》,研子之作《周秦道论发微》《周秦诸子政论类要》《墨子小笺》,以及经子合并之编《经传诸子语选》。先生又以为,治学必先于群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辨其源流,明其体统,然后能识古书之真伪,审版本之先后;旁及校勘、目录、辑佚、避讳诸端,都应洞达其理;而后“辨章学术有从入之途”,“勘正文字无逞臆之失”。故于传统校雠学(今谓之文献学)特加关注,先后撰成《汉书艺文志释例》《毛诗故训传释例》《世说新语注释例》《广校雠略》《四库提要叙讲疏》《初学求书简目》《中国古代史籍举要》《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中国文献学》等书,以为后生揭示读书治学门径。先生更以为《汉书·艺文志》是“治学之纲领、群书之要删”,遂有《汉书艺文志通释》一书的问世。史学则是先生读书与治学的依归,上述经、子、文献学成果,都可以说是为此打基础的,因为先生深信“亡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故一国之史关系民族成败兴衰,事关重大。先生治史,服膺司马迁、郑樵两大家,欲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体例,全面改造旧史,编出一部有系统、有剪裁的,总结性的,较全面、完整的,适于工人、农民、干部阅览的《中华通史》。但他以为二十六史中,《清史稿》不足依,遂遍读清人著述,遍研清代史料,欲以一人之力先改修清史,先后撰成《乾嘉三通儒诂训传》《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清儒学记》等;同时,他还为编写通史做了许多其他的研究工作,先后撰有《中国史论文集》《史学三书平议》等书。最后用三年时间编成简明易懂的百余万字的《中华人民通史》。

        先生读书治学不仅有次第之道,也有著述之方。试看其著述,大约有四种方式,简言之,即读书之得、摹仿之作、教学之需、研究之果。先看其读书所得而成的著述。所谓读书之得,即读书过程中对所观所感所悟一一记录下来,然后再整理提炼成书。《张舜徽集》中,这类著述有两种性质,一是编著,如《清人文集别录》是读清人一千余种文集的结晶,《清人笔记条辨》是读清人三百余种笔记的心得,《周秦道论发微》是读周秦诸子的体会,《清儒学记》是读清代乾嘉道咸诸儒文集的记载,《两戴礼记札疏》是读《礼记》《大戴礼记》的笔札,《史学三书平议》是读唐刘知几《史通》、郑樵《通志》、章学诚《文史通议》三书的结果。二是钞纂,即读书时摘钞的精语名言、论议要点,如《经传诸子语选》《声论集要》《周秦诸子政论类要》《文献学论著辑要》等。通过读书,勤做笔记,进而整理成著,约占先生著述一半以上。

        再看其摹仿之作。先生《爱晚庐随笔·学林脞录卷七》有“万事成于摹仿”一文,谓:今人以为文贵创新,而以摹仿为病。不悟天下万事无一不是出于摹仿。子生三年,而后免于父母之怀,自此学言语,学饮食,学行走,凡百营为,莫不摹仿他人动作,以成为己之本能。稍长,见事多,遇人广,则摹仿的范围愈大,而智慧愈增。人之成才,非可与世绝缘,屏除一切摹仿,而可独自树立者也。大至治国,引进他邦先进经验,非摹仿乎?小至个人,学习他人模范事迹,非摹仿乎?所谓摹仿,犹言继承。继承前人之优长,而加以发展变化,始有创新之可言。推之万事,莫不如此。为文亦然,学为文辞,初无所谓法也,要在熟读而熟复之而已。这番话正是先生自己治学的写照。先生读书,发现精华之作,往往喜其例而惜其简,便欣然仿其例而广其辞。最典型的是《广校雠略》,其自序说他自幼泛览群籍,于汉、宋诸儒,独宗二郑,以为东汉郑玄经术、南宋郑樵史裁,譬诸灵海乔岳,无以益其崇深。于是仿郑樵《通志》二十略中的《校雠略》体例,首正校雠之名,次辨著述之例,复厘析二千年来儒学大小深浅之故,旁及文献部类分合之际、书籍散亡之原、校正讹谬之术,以及搜辑遗书、审定赝品等等论题,都为五卷百篇,名为《广校雠略》。《广文字蒙求》则是读清代学者王筠《文字蒙求》,认为其书有待充实推广,使之成为比较适用的古文字学入门之书,于是补列文字,推求字原,兼及六书义例与流别。又如其《汉书艺文志释例》,是因为读清末民初学者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病其杂沓繁冗,规规于史家笔法及修志义例,而于昔人造书目时甄审著录之际转多疏漏,非所以辨章学术”,遂“从事改作”。还有《清人文集别录》《清儒学记》等都是仿前人体例而精益求精之作。

        再看其教学之需。先生不仅潜心读书,对教学也绝不马虎,每门课的讲授,都会认真编写讲义,也成就了他学术著作中因教学之需而撰的一类。如《四库提要叙讲疏》是在兰州大学为学生讲《国学概论》时编的讲义,《中国古代史籍举要》《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文献学论著辑要》则都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因历史教学和研究生培养需要而编写的作品。《广文字蒙求》也是以其40年代任教各大学文史两系文字学课程讲义为基础的。《尔雅释亲答问》则是教学时师生问答的产物。

        先生的研究之作,即其一生治学的终极目标所在,数量并不多,严格说来,只有《说文解字约注》和《中华人民通史》两种。其《说文解字约注》自序说,五十后,“忽慨然动念,欲重理旧业,自造新注”。其《中华人民通史》序谓,很早的时候便有意自创新体,试写一部《通史》,务求简明易懂。怀此有年,无暇握笔。“七十三时,忽下决心挤出时间偿此夙愿。”并一再声明,该书不是写给学者专家看的,而是写给民众看的,而且以衰老之身、一人之力,缺点、遗漏、谬误一定很多。可见,这两部书是先生融汇一生读书与研究心得的特撰之作,可谓厚积薄发、水到渠成。

        综观先生一生读书治学,有读书路径、有撰述次第,今日青年学子不妨细数其文集,探其路而步其后,必有所成。正如工具在手、方法得当,则天空任我飞,大海任我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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