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二三事

    受批判的俞平伯

    被评为一级研究员

    何其芳是我国著名的诗人和学者。1953年，文学研究所成立，何其芳担任作为党内专家任副所长和领导小组（相当于党组）组长，郑振铎任所长。1958年郑振铎因飞机失事蒙难，何其芳接任所长，直到1977年逝世。

    1956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75年中国社科院成立后归社科院）评研究职称。评的过程中，党外专家、学术委员曾提评何其芳一级研究员，俞平伯二级；何其芳却提自己评二级，俞平伯评一级，说：“俞平伯先生是有真才实学的专家，而且在社会上是有影响的，应该评为一级研究员。他是我的老师，老师定为二级，而学生却一级，这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因为他受到批判，而影响晋级职称。”当时全国批判俞平伯的硝烟尚未散尽，毛泽东对俞平伯的批评仍在耳际，何其芳却舍己而力荐俞平伯，不避风险。最终，文学所还是评何其芳一级研究员，不过俞平伯也同时被评为一级。

    “不能因为他受到批判，而影响晋级职称。”那是一场什么样的“批判”？1954，先是《文艺报》第18期转载《文史哲》的《关于〈红楼梦研究〉及其它》，随后是《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刊载《评〈红楼梦研究〉》，再后，11月5日，《人民日报》登出《肃清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兼评俞平伯研究〈红楼梦〉错误观点和方法》。“声讨”所谓俞平伯代表的胡适唯心论遗毒的“檄文”接二连三，全国“大”批判的乌云压城。应该指出，9月下旬江青到《人民日报》，说毛主席要《人民日报》转载《文史哲》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时，何其芳也被请到了现场，正是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文艺处处长林默涵与何其芳三人，以《文史哲》“小人物”的“粗糙”之作党报《人民日报》不宜刊登为由冷落了江青。周扬后来对毛主席解释说：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当时分不清江青说的到底是毛主席的意思，还是江青自己的意思。也许真是那样。不过随后，10月16日，毛泽东发出《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信》，分发传阅的28人名单中，除中央领导外，几位文界名流中，何其芳的名字也赫然在列。毛泽东在信中批评了“小人物”的“粗糙”之作党报不宜刊登的态度，批评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旗帜鲜明地支持这场“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把这看成是“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多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毛泽东的批评如此严厉，拿当时《人民日报》奉命写声讨文章的记者事后的话说，简直“使人有点不寒而栗”。但来自最高层的批评言犹在耳，1956年评职称时何其芳就又称“俞平伯先生是有真才实学的专家”，要将其评为一级研究员，并仍请俞先生以他的“真才实学”校勘《红楼梦》。何其芳觉得，毛主席信中毕竟也说了，“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所以当时他也组织全所科研人员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信，并多次（6次）就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及有关著作召开会议。不过文学所召开的这些会都不是“开火”，不是“声讨”。据王平凡口述《文学所早期大事记》记载：这些“会上何其芳同志坚持发扬学术民主，要求大家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及有关著作进行全面分析，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方法展开讨论。在会上也一再请俞平伯先生发表自己的意见”。很显然，文学所开的是大家都畅所欲言的学术研讨会。

    李白是何种

    “社会形态上层建筑萌芽”？

    上世纪50年代，我国不仅外交上向苏联“一边倒”，苏联文艺界头面人物的话也往往被奉为经典而争相引用，苏共领导人有关文艺的话更视如马列主义备受重视。何其芳做研究，却有一种不唯书、不唯上的精神。斯大林去世后，苏共领导马林科夫在苏共19大的讲话、20大苏共批马林科夫讲话，何其芳都明言不以为然。曹道衡《回忆何其芳先生》一文说，1954年，年轻的他 “出于对（苏联）老大哥的盲目信从”，接受了《学习译丛》翻译发表的苏联文艺理论家的说法，即 “进步的文学作品是未来的社会形态上层建筑萌芽”，何其芳反问他：“照这种说法，那么李白、杜甫和白居易是资本主义社会上层建筑萌芽，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上层建筑的萌芽？”年轻的曹道衡顿感哑口无言，“从此后我写文章再不敢不加思考地随便接受别人的看法”。何先生对苏联“老大哥”如此不敬，曹先生说：“这在那时是需要非凡胆识的。”曹先生这句话现在的人们也许未必能读懂，人们可能淡忘了，当时划右派六条标准中就有一条：凡“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分裂”的，“应划为右派分子”。如果回到当时，当知何其芳“胆识”之“非凡”。

    “整个文学所都没有右派”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著名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家杨思仲（陈涌）受到批判，“揭发”、批判他“右派”言行的材料寄到了文学所，文艺界的头面人物还亲自去文学所谈杨思仲的“右派问题”。何其芳先是给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写信，后又在中宣部讨论文艺界“反右”问题的座谈会上，从杨思仲在延安鲁艺的表现，在马列学院的表现，讲到他在文学所的表现，据此指出：杨思仲不是右派。他认为整个文学所都没有右派，运动中只需学习反右精神就行了。但当时《文艺报》的负责人说：“杨思仲不定右派《文艺报》就没有一个右派了！”面对大的形势，何其芳难挽狂澜，杨思仲最终被错划为右派，文学所多位学者被错划为右派，何其芳被批判为“右倾”。这与其说是一位学界领袖求真求实的失败，不如说是一幕时代的悲剧。

    郑振铎是我国声誉很高的文化名人和社会活动家。由于他在文化界享有的威望，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出任人民政协文教组长，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1953年创立文学研究所时，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由他出任所长；中国科学院成立考古研究所时，院长郭沫若又请他出任考古所所长。1954年他又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不料1958年学术界开展所谓“树红旗”、“拔白旗”运动时，9月14日《文学遗产》却发表万言长文，批判郑振铎的著作是“彻头彻尾的伪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和《中国文学简史》也点名批判郑振铎，说他的著作“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文化服务”，要“拔掉（这面）白旗”。何其芳感到震惊和错愕：郑振铎怎么变成“白旗”了？他觉得文章说得没有道理。当时所内大字报中钱钟书、孙楷第、杨绛、李健吾也都被点了名。何其芳无力阻挡社会潮流，但他可以自己的权力，限制批判时间（一周之内），限制批判范围（小组范围）。10月17日，郑振铎率中国文化代表团顺利出国访问。

    选编《不怕鬼的故事》

    1959年毛泽东想出版一本与鬼斗争、战胜魔鬼的书——《不怕鬼的故事》。这大概是最能彰显毛泽东“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精神的一本书。毛泽东又想起在延安时他就熟悉的这位诗人，于是把这个光荣任务交给了文学所。出书前毛泽东给何其芳写的序中加了些文字，其中有：“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何其芳誊写时觉得“光昌流丽”虽然精彩，但从未见人说过，心生怀疑，便去请教俞平伯，俞平伯予以肯定后，他才誊写上去。如此“不相信伟大领袖”，而相信“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行为，这在当年该当何罪！

    何其芳从1938年作为诗人投奔延安，到1953年奉周总理指示创建文学研究所，1959年奉毛主席指示选编《不怕鬼的故事》，直到1977年逝世，他的一生是热爱党的，对毛主席是满怀崇敬之情的。但也正因为这样，他对党、对毛主席交付的工作，包括创建研究所和领导研究所的学术研究，包括选编《不怕鬼的故事》，才那么尽心尽意，一丝不苟。这恰恰凸显了他的学术品格，以至整个人品。1961年1月4日毛主席接见何其芳时说：“你比在延安时候的书生气好像少了一些。”“虽然有些同志批评你，我还是对你有好感。”也许毛主席说的“书生气”与“好感”是统一的，也许恰是何其芳身上那种仿佛“一根筋”似的书生气，让人觉得一种童心般的纯真无邪，冰清玉洁，因而更能博得人们的好感？

    往事悠悠，在那非常的年代里，何其芳无私无畏、求真求实品格散发出阵阵幽香，至今依然沁人肺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