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路上勇迈步

    去年深秋，山东大学迎来百年校庆，又举办了该校已故老校长、民盟中央常委吴富恒先生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人们以追思座谈、图片展览、演出英文话剧以及设立“吴富恒教育基金”等多种方式，深情缅怀这位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及英语专家。

    吴富恒（1911-2001），193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英文系，1942年获美国哈佛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次年回国后先在云南大学执教。抗战胜利后，他除了在烟台担任过一段时间的英文报副主编以外，一辈子都在教书育人。无论是当教授、系主任，还是当教务长、校长，他都以自己的知识和心血，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子，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82年，他荣获美国哈佛大学荣誉法学博士称号，成为获得这项荣誉的第一位中国人。吴富恒出身英文系，所以在从事教育工作之余，还长期致力英美文化的介绍与研究，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建树多多，堪称坚定推进对外开放的外语专家。

    我初次与吴富恒相识是在1977年。那时根据周总理生前最后一次签发的国务院137号文件，要组织全国协作编纂160部中外语文词典。其中规模最大的《汉语大词典》，由华东一市五省合作编写。吴富恒是山东省“词典领导小组”负责人，而我是江苏省“词办”的工作人员。1977年在青岛召开词典编写工作会议，我与吴富恒一起与会，因为江苏还承担了好几部外语词典的编写任务，当我获悉吴富恒是英语界前辈，就请他对编写外语词典多加指导，他表示乐意帮助。这次虽交谈不多，但他那学者的风范与平易近人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随着后来与他的交往不断增多，对他的学识、品格和为人处世有了更多的了解，更使我增添了对他的仰慕。他逝世时，我曾在《人民日报》发表《致力文化交流的吴富恒》一文以示悼念。值此纪念吴富恒百年诞辰之际，回想他生平的诸多贡献，下列两点，尤其值得崇敬与怀念。

    一位思想解放的专家

    1978年秋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在广州召开“全国外国文学研究规划会议”，我与吴富恒同在英美文学小组，因为已在青岛认识了，所以这次交谈就比较广泛和随便。当时我正在筹划创办《译林》外国文学期刊，我特意向吴富恒请教，没想到他对我要以介绍西方当代文学为重点十分赞同，还告诉我，十九世纪大多介绍英法文学，二十世纪要多介绍美国文学，受过去说美国当代文学充满腐朽颓废这种宣传的影响，现在中国人对美国文学存在片面认识，应该正确加以引导。这几句话，现在听起来太平常不过了，可是在三十多年前，拨乱反正刚开始，许多知识分子都心有余悸，能对我国多年来外国文学界的习惯看法提出不同见解，那可不是容易的。事实上吴富恒这几句看似不经意说的话，不仅表现出了他思想的开放，而且还成了我后来办《译林》杂志，坚持以介绍当代为重点的指导思想。

    吴富恒的思想开放，是与他凡事富有独立主见这种品格相联系的，这一点，在他对待《译林》无故挨批这件事上表现得最为鲜明。1979年冬，《译林》创刊号因刊登英国侦探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被一位外国文学权威上书中央领导同志，指责《译林》“趋时媚世”，“不知把社会主义飘到哪里去了”，“从五四以来，我国出版界从来没有这样堕落过”。此信经中央领导同志批给江苏省委研究处理。幸好当时中央对文艺工作提出“三不”（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经胡耀邦同志的干预，这件事情以那位权威表示道歉得以顺利解决。因受此事的影响，事后译界、研究界仍有一些人，对《译林》采取歧视甚至封杀的态度。当时《译林》所受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令人欣慰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吴富恒没有跟风附和，而是以独立主见，表达他对《译林》办刊方针的支持。

    早在1979年夏天，我在参加烟台美国文学会议期间，就曾与吴富恒、陆凡夫妇谈及创办《译林》之事，并征询他们对拟刊发《尼罗河上的惨案》的意见，他们十分支持，认为这类小说在国外有很多读者，内容又反映了西方现实生活，让中国读者看看有好处。《译林》“挨批”后，吴富恒通过江苏编写《汉语大词典》的一位教师转告我：“那样告状没道理，登一篇英国侦探小说，社会主义就会飘掉了？”勉励我沉住气，坚持下去。随后，他又以实际行动体现出他对《译林》的支持，包括：接受聘请，出任《译林》编委；连续接受邀请，参加了1981年在扬州、1983年在苏州、1985年在南京分别召开的“译林编委扩大会议”，以及 “《译林》创刊五周年”庆典，等等。这些事实表明，吴富恒并非对当时处于艰难处境的《译林》有什么偏爱，而是他胸怀对外开放的信念，以及对《译林》“打开窗口，了解世界”这个宗旨的认同。

    吴富恒思想开放的表现还有很多，仅举几例。1980年冬在成都召开的全国外国文学年会上，一位来自香港的学者在发言中说，同性恋在西方存在很正常，这是人性的自由，内地书中不敢触及这个问题，是一种“政治偏见”。在当年人们认识水平下，这样说当然遭到许多人反对。小组会上有人认为，同性恋是一种变态，是畸形社会产物，为同性恋开脱，是在宣扬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主张公开反驳。吴富恒认为，应该允许西方人按他们的价值观选择生活方式，搞外国文学研究，应该多从外国的甚至世界的视野来观察不同的社会现象。他力排众议，不赞同简单给人下结论，强调让人说话，允许表达不同意，这才是学术会议。

    还有一件事。在1983年所谓的“清除精神污染”中，美国当代小说《笫22条军规》及《麦田守望者》都曾遭批评，后来又发生湘版《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译本停印事件，以及批判存在主义等等，一时弄得翻译出版界颇感困惑。那时《译林》正在组译美国女作家欧茨的《他们》(Them)，书中有一些性爱的描写，对此我心里有点犹豫，碰巧此时吴富恒正在苏州参加《汉语大词典》的编写会议，我趁去苏州看望他之际，就此事向他请教。他说，欧茨是位非常严肃高雅的作家，善于观察和剖析现实社会，在美国文坛声望很高。他的作品会有性爱描写，那多是表现平民压抑情感的一种宣泄，是人生活中七情六欲的自然展现。都说爱情是文学的永恒主题，那写点爱情中的性爱又何必大惊小怪。他还告诉我，不能把像欧茨这样严肃作家笔下的性爱描写，跟那些商业小说的色情渲染相提并论。你们搞出版的，要看到并善于处理这种差别。这些意思我能理解，但从专家口中听到如此明确的谈论，这还是第一次，我心中不禁暗自敬佩他思想的开放。这一席话，不仅解除了我对出版《他们》的顾虑，更成为我后来处理类似问题的一个参照尺。

    全力推动美国文学研究

    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在很长时间内，我国美国文学的介绍与研究几乎成了禁区。六十年代初虽翻译出版了一些美国当代的社科及文学作品，俗称黄皮书，那都限内部发行，只供批判之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一方面要求解放思想，重新评价和研究当代美国文学的呼声很高；另一方面“左毒”远未肃清，视当代美国文学为腐朽没落的旧势力仍大有人在，涉足当代美国文学难免面临诸多风险。就在这种众人期盼思想变革、又大多心怀余悸的复杂背景下，是吴富恒不避风险，举起正确评价和研究当代美国文学的大旗，不遗余力地投身并推动美国文学研究，为我国教育、翻译、学术和出版界，打开瞭望真实美国文学的窗口，作出了具有开拓性的贡献。

    首先是组织队伍，成立学术社团。1978年秋天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外国文学研究规划会议”期间，吴富恒就与杨周翰、陈嘉、杨岂深等多人商议，为团结更多从事美国文学研究的人员，有必要倡议成立“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当年冬天，就在山东大学红楼举行了小型的筹备会议，商定由山大美国文学研究所牵头，推举陆凡、董衡巽、施咸荣等人具体负责筹备工作。1979年夏天，在吴富恒发起之下，在烟台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美国文学研讨会，并成立了“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吴富恒当选首任会长，陈嘉、杨周翰、杨岂深等为副会长，陆凡为秘书长。这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最先成立的外国国别文学研究社团，当时在海内外学术界颇受关注。吴富恒生前，美国文学研究会除在烟台外，还在上海、南京、厦门、哈尔滨等地开过五届学术交流的年会。现在这个研究会，已成为我国在海内外富有影响的文学研究组织。

    其次是出版美国文学研究的刊物。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成立后，为了推动学术研究，并为研究人员提供发表园地，决定创办由吴富恒担任主编的《美国文学》杂志。当时国家已基本停止审批申办期刊，经多方努力，先由山东人民出版社以丛书的形式出版双月刊，由施咸荣、董衡巽、陶洁、汤永宽等人轮流担任执行主编。因其学术含量高，评论观点新颖，不仅受到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界的好评，还引起了美国有关方面的重视。美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曾针对出席烟台会议人员的名单，以及在《美国文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一些作者，主动向他们寄赠大使馆编印的中文本《交流》杂志；美国国会图书馆也把《美国文学》中文本杂志列为馆藏刊物。后来因山东出版社方面的原因，《美国文学》的出版几度遭遇困难，又是吴富恒出面协调做工作，才使刊物得以正常出版。这本因对外开放应运而生的文学期刊，在推动美国文学翻译出版、信息交流和学术评论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尽管后来因多种原因停刊了，但它所起过的历史作用是不容抹煞的。

    再次是出版丛书，开展学术交流。美国文学研究会一成立，吴富恒就很重视美国文学图书的出版工作，确定由陆凡、施咸荣、董衡巽、梅绍武、陶洁、汤永宽等人组成“美国文学丛书”编辑小组，负责推荐选题，组织作译者，联系出版社，以及审稿、校对等工作。因为这套丛书学术定位比较高，入选的作品，都要求是公认的文学佳作和学术专著，因此选材等组织工作比较费时，出版进度比较慢。为了多出版一些当代美国文学作品，吴富恒还利用他在出版界的关系，促请和帮助其他出版社加快出版美国文学。那几年，除了人民文学、上海译文这两家大社之外，像译林、湖南人民、漓江、浙江文艺等社，都出版了不少美国文学新作。此外，美国文学学术交流活动也陆续开展了起来，八十年代头几年，仅美国文学研究会组织的，就有美国哈桑教授在济南举办文学讲座，美国弗兰德教授在厦门做专场报告等。

    吴富恒热心推动美国文学研究的举动，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学术界许多人的思想解放，而且推动了中美之间更广泛的文化交流。如阿瑟·米勒访华和美国话剧《推销员之死》在华上演，促进了中国戏剧的变革，出现了像魏明伦的《潘金莲》这样有荒诞色彩的新川剧。冯亦代、毕朔望、施咸荣、郭继德等一批美国研究学者，先后应邀访问了美国，而聂华苓、於梨华、董鼎山等美籍华裔作家，也多次访华参与中美间的文学交流。三十多年过去了，今天我们高兴地看到，美国文学一流的和有代表性的作品，基本上都有中译本；我国学者对美国文学历史的演变，以及对各种思潮、流派和趋势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忘记吴富恒当年的开拓功劳。

    人们也许不知道，吴富恒不但是位教育家和英美文学专家，而且还是一位诗论家。他对诗歌写作特别是诗歌翻译还颇有研究。他强调译诗要注重格律与隐喻的组合，重视即景生情，情景对应，为此还出版了《译诗琐言》和《诗与真实》两本书，足见他学识的渊博。

    纪念吴富恒，就应该学习和弘扬他思想开放，严谨治学，坚定献身对外开放的精神，使先进文化能够在世界更大的范围得到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