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大屠杀中的腐败与人性

    历史上用短短的“百日”记录的事件，往往都充满了血腥——“百日王朝”，换来的是让整个欧洲颤抖的拿破仑复辟以及滑铁卢战役；“百日维新”，换来的是光绪被囚，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和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诛杀，血溅菜市口。而瑞士作家卢卡斯·贝尔福斯所著的《百日》记录的则是卢旺达1994年的百日大屠杀。屠杀从首都基加利开始扩散到全国每个角落，从4月6日到7月初的百余天，约100万人遇难，另外还有200万人流离失所。虽然安理会最终建立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负责起诉那些在卢旺达境内实施种族灭绝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的责任者以及在邻国境内实施种族灭绝和其他违法行为的卢旺达公民。但一切死去的，消失的，都无法改变和挽回。 

    小说背景是充满愚昧、腐败、专制、封建的政治现实，主人公戴维·霍尔则是典型的瑞士风格——忠实的骑士精神，相信和平和善良，捍卫正义、追逐爱情。他受命成为瑞士援助卢旺达的联络员，爱上卢旺达统治阶层胡图族的一位在布鲁塞尔念大学的美女阿佳忒。当比利时的海关官员对这位来自其前殖民地的女孩横加刁难、口出恶言秽语的时候，戴维挺身而出，并因此而饱受外交人员不可能承受的禁闭。此后，当教皇访问首都基加利，戴维被挤伤住院与阿佳忒重逢，在明知她浅薄、爱慕虚荣，渴望嫁给欧洲人来摆脱自己被指婚的命运，还依然跟她交往，甚至为了她不随其他外交人员离开基加利。 

    大屠杀像一场巨大的没有征兆的暴风雨，它悄悄生成，慢慢飘来，随着它的逼近，援助计划从缓慢推进到无法实施，腐败政府的贪婪越来越赤裸裸，老百姓的受迫害也越来越严重。就在这片乌云越来越浓厚之时，戴维跟阿佳忒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直至同居。同时，阿佳忒也从一个任性、叛逆、爱慕虚荣的长发女孩子变成了满嘴“批发来的政治套话和偏执狂的妄想”，漂亮光头里“充满疯狂、好战、嗜血想法”的暴虐女屠夫。阿佳忒甚至偏执地将戴维与她的做爱曲解成了“你们也许对我们的国家进行了殖民统治，但我决不允许你对我的身体进行殖民主义运动”。 

    卢卡斯·贝尔福斯就这样以悲悯诙谐的笔调开始记录20世纪这场百日大屠杀，完成了他的处女作品，引起了瑞士乃至欧洲的震惊。虽然大屠杀不过百日，虽然全书不过165页，虽然是政治性的小说，但贯穿了爱情故事和逃难故事，平静稳定的叙述，读来流畅痛快。更重要的是，小说里夹叙夹议的描述和思考深刻地剖析了各国以人道主义为名的乐善好施其实是在扶助和培养腐败专制的政府——“援助资金落在阿卡组手里，总理老婆偷走了所有的钱，我们的工作是在为一大群罪犯服务。” 

    “祸患常起于忽微”。当戴维好心将自己住宅的花园改成菜园子供自己女仆安娜斯特一家生活，却换来了市长认为瑞士人慈善可欺，于是市长执拗要求援助一条只供他一个人行车的公路而不是一个孤儿院。“我们对他们施以援手，一如既往地提供他们需要的一切……为了能让他们重回道德正轨，于是他们要啥我们就给啥。”读者在这里看见的是一个腐败、贪婪、威权的政府，也看见了一个高度专制的行政管理体系，同时，更看见了援助国的妄自尊大。卢卡斯·贝尔福斯这样写道：“他们把我们教的知识统统付诸实践，学会分析情况，找出解决方案，创造条件，准备物资、器械，制作名单，培训人员，确定行动流程，把垃圾（死尸）扫到一边。他们行动时有条不紊，果断坚决，没有丝毫仓促……” 

    短短一百多页里，贝尔福斯对各国放任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每周都有凶杀案，这儿死十个人，那儿死三百个人，甚至连我们代表处的人都对此习以为常了”。贝尔福斯深刻地揭示着，“从肉体上消灭政治对手不仅不道德，而且不合时宜，更会给这个国家的发展带来损害，而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把自己的观点告诉他们，他们耷拉着脸，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然后回家继续号召杀人。”“种族屠杀只有在国家机器运转良好的情况下才能发生”。卢卡斯·贝尔福斯最终这样确定，“如果不是按照我们树立的榜样来行动，那他们绝对没有办法干掉八十万人，更不可能在短短一百天内完成这项任务”。 

    于是，图西族的女仆安娜斯特被胡图族的阿佳忒虐待、被花匠特昂奈斯因一辆自行车而杀害。而援助国呢，“大家的工作都已经完成，当地人不配我们付出责任与辛劳，”他们走了。主人公戴维亲历了大屠杀，“由于想保持公正，结果我犯了罪”。被他救过的秃鹰最后被他大砍刀杀掉，他无视杀害女仆安娜斯特的花匠特昂奈斯被砍杀，跟着砍刀队的文森特逃难，他贩卖援助难民的水换取离开这片地狱的美元。最后，阿佳忒死于种族屠杀中的霍乱，在她临死前，戴维终于明白阿佳忒当时嘲笑自己高贵高傲追求享乐是因为大家都只是一个人。 

    “我知道瑞士不会发生种族屠杀，肯定不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比卢旺达优越，我们的人民遵纪守法，听从命令，热爱秩序和常规。恰恰相反，上述品质才是制造种族屠杀的先决条件”。是援助者与当地人不同，还是大家本来就是相同的？不是的，不是因为我们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不是因为我们社会发展水平的高低，而是“我们的美德与当地人的罪恶之间存在某种相互依存的共生性”。我们自己以为改变的各种进步，其实实质内容没有丝毫改变。 

    掩卷思量，《百日》之中，善恶之间，援助与掠夺之中，以人道援助之名，行种族屠杀之刑，其实应如庄子所言：“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只可惜，明白的人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