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装大巨片困境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在近乎短短的十年间陡临中国的“崛起”。从熟悉的自我叙事——闭关锁国、积弱不振、落后挨打、东亚病夫,“突然”转化成了世界“第三极”。电影的历史叙事不仅关涉自我言说,而且联系着朝向世界的言说。作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大国,中国是否能够、或是否应该承担起不同的文化责任?我们更关注的,是“作为过去的未来”。对历史的叙述始终是对未来的勾勒,是打开未来想象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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