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而有信论借书

    古代有的著名文人，没有成名之前，大都到处借书阅读。典例之一，便是提出“书非借不能读”的清代作家袁枚。袁枚在《黄生借书说》中称，他自幼好书，因家境贫寒而无钱买书。有一回，他听说有位姓张的先生藏书十分丰富，便前往借书。可惜，那位张先生不肯把书借给他，他只好悻悻地回家，直到晚上睡着后，还在梦里形成了几种借不到书的境遇。邓拓先生在《从借书谈起》中认为，那名张先生不肯把书借给袁枚，是因为吝啬，更是因为瞧不起穷人。在我看来，邓拓先生的这番见解，未免存在偏颇之虞。

    其实，古人一向感慨：“借书一痴，惜书二痴，索书三痴，还书四痴。”。古人所以有这样的感慨，大概是因为担忧书之有借无还。换句话说，古人所以不肯轻易外借藏书，是因为担忧借书者言而无信，不能将书及时归还，甚至将借到手的书吃没。因此，不仅仅是袁枚碰到的那名张先生，其他古代藏书家也是不肯轻易外借藏书的。譬如：宁波范氏天一阁一直悬挂着一块禁牌申明：“擅将书借出者，罚不与祭三年。”武康唐氏万竹山房的藏书上，一律钤着一枚印章警告人们：“借书不孝。”由此而知，藏书家与借书人不能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或借书人言而无信，藏书家不肯外借藏书，借书人借不到书读，那就在所难免。

    然而，尽管“言必信，行必果”被历代文人标榜为务必遵守的行为准则，但是，真正能够言而有信地归还借书的古代借书人庶几乎寥若晨星。 所以，翻开一部中国读书史一查，很难查到言而有信地归还借书的读书佳话。正因为如此，当我读过毛泽东言而有信地归还借书的故事之后，一种敬畏之感便情不自禁地在心中油然而生：1954年，好读书的毛泽东得知北京大学图书馆有一册《红楼梦》馆藏善本，便叫秘书田家英前往借读。不料，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规矩：馆藏善本，一律不外借。此后，经过田家英一再恳求，北京大学图书馆才“规则总有例外”地将书借给毛泽东，但是，要求毛泽东在一个月内归还。毛泽东借到这册《红楼梦》馆藏善本之后，高兴无比，立即抓紧时间阅读，最后竟用了28天就将它读完，并提前两天将书归还给北京大学图书馆。我想，一代伟人竟能如此言而有信地归还借书，如果我们的读书人都能学学毛泽东，言而有信地归还借书，形成藏书家与借书人互相信任的良好关系，藏书家必定不会再不肯外借藏书，而借书人必定不用再为借不到书而犯愁。

    当然，外借的书籍不能完璧归赵，原因诸多，并非都是因为借书人的言而无信。上个世纪70年代，我在钱塘江畔“修地球”期间，曾经向一名姓黄的书友借读一本《彩色摄影》，向一名姓朱的书友借读一本《怎样画宣传画》， 就是因为后来的“知青顶职回城潮” 来得匆匆，没能将书及时归还，以致至今还在我的书橱里，而我借给书友的一本《美国工会史》和一本《中国通史》，也因此没能回到我手中。无疑，这些书籍没能及时完璧归赵，不论是我还是我的书友，都不会将它归咎于借书人的“言而无信”。看来，碰到外借之书不能完璧归赵的情况，读书人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宜“一刀切”地将它归咎于借书人的言而无信。

    浙江省湖州市  孙根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