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桑塔格母子作序

    不知受了谁的影响，我一向以为，一本译著出版时有译本序跋才算完整，译者也才算得上有诚意。

    2001年元旦，我动笔译桑塔格的《恩主》，8月底译出初稿。联系上桑塔格之后，我开始请她回答翻译中遇到的一些问题。2002年4月4日至23日期间，桑塔格在频繁外出的间隙，抽时间回答了我的全部问题。5月，我一边在润饰译本，一边继续与她联系，并向她提出两个请求，一是能否送我一本签名本《恩主》，二是能否为她的第一部小说写篇中文版序。

    这时，似乎突然之间，我与桑塔格本人失去了联系。发去的邮件也有回复，但都是她的几位助手代笔，礼节性地说他们会转告，且没过多久就换个新助手与我联系，当时感觉她的助手走马灯似地换，转告桑塔格的行踪也说是满世界飞。

    书稿在责编手上编着，眼看着就要编好发排了，可桑塔格那头一点消息也没有。我几乎已经死心，准备放弃了。一次与朋友交谈，提及此事，朋友说，既然她本人没有明确拒绝，不妨再作努力。

    一直到2003年9月26号，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桑塔格本人回复了邮件，说她在邮箱中偶尔看到我的上一封邮件，不知道我是否已有一本《恩主》，她会寄上一本签名本，让我告诉她邮寄地址，并说她2004年5月会来中国，希望届时能见上一面，可她偏偏不提作序的事情。

    2003年10月1日，桑塔格的新助手（也是最后一任助手）安妮·江普发来邮件，简单地自我介绍后，她告诉我，桑塔格飞欧洲之前，已通过联邦快递给我寄了两大包她的书，让我注意查收。接下来的消息令我非常激动：桑塔格答应，如果我能等，她同意给《恩主》中文版写序。真是峰回路转，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10月9日，安妮发来邮件，说桑塔格欧洲之行要一个月，序可能要等到她回来再写了。因为不知道要等到哪一天，这种等待无比煎熬。11月25日，安妮又一次发来邮件，让我再等一等，但她告诉我，桑塔格答应在12月10日左右写好序。

    10日，序如约而至。桑塔格非常细心地亲自通过邮件附件发来了序，并交代安妮通过传真发来长达4页的打字机打印版，桑塔格在打印版上亲笔签名。

    邮件中，她非常自信地说：“我肯定你会发现此序对中国读者是个有益的介绍。”同时，她又非常周到地提醒我，序中用到的引文，是在她送我的那本书的哪一页哪一行。一个自信、敢说敢为，同时又体贴细心、认真的桑塔格在此得到体现。

    译《恩主》时，因为想阐释清楚作者字里行间的意思，常常要求桑塔格对一些单词、短语和句子做出解释。桑塔格则一次次提醒我不要阐释，就按字面意思译。我在翻译中牢记她的嘱咐，尽量做到。2004年2月，我应邀去了桑塔格家。交流中，她再次希望我多译她的作品。此后，我又应桑塔格本人的推荐和几家出版社的邀请，翻译了她为《巴登夏日》写的长序、《在土星的标志下》等。当然，《土星》已无法请桑塔格作序，她已永远地离开了这个她不愿离开的世界。

    桑塔格不在了，但我和她以及她的作品的缘分未尽。我接着翻译了《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以及桑塔格儿子的《死海搏击：母亲桑塔格最后的岁月》，并因此结识了她的独子大卫·里夫。据说，桑塔格讲过，一个人出身好，可以少奋斗30年，她认为自己出身不好，从小就想逃离那个家庭，却自认为自己给了大卫一个好出身。但大卫的性格中并没有完全遗传他母亲的雷厉风行、果断自信。虽然受过良好的教育，当过编辑，出版过他母亲的作品，但他总是非常谦虚，说自己不了解他母亲的作品，他从不回答关于他母亲作品的任何问题，除了一次例外。

    那是他2009年2月来南京看我，并应邀和我的研究生座谈。期间，他认真而耐心地回答了学生们提出的问题，令人对这个“生在哈佛园，长在安迪·沃霍尔工作间的孩子”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大卫的南京之行给我留下了温文尔雅、谈吐不俗的印象，这次的会面甚至让我觉得他根本不是某些人描绘的那个“傲慢无礼、惹人注目，从让别人感到愚蠢的做法中获得享受”的形象。这次例外令我感动，因为事后他很真诚，也很坦率地告诉我，虽是桑塔格的儿子，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桑塔格专家，他强调，这不是什么谦虚，而是实情。世界各地的出版商都希望他充当他母亲作品的代言人，他统统拒绝了，尽管他知道这会令他们失望。除写了怀念母亲的《死海搏击》、给母亲的日记第一卷《重生》作序，他从不公开谈论母亲，也不写任何关于她的文章。

    外界曾评说他是他母亲的“屏保”，原先对此评价我不以为然。第一次感受他的强硬，是他与出版社交涉，坚持要我来译他母亲的某本书，措辞之强硬令我瞠目，他还搬出他母亲，称如果让她来选，她也一定会同意他的选择。最近的一件事则令我对此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我原打算接译一本关于桑塔格的书。我知道，书中对她略有微辞。当我把这事告诉大卫时，他即刻与我联系，表示“吃惊、失望”，并又一次搬出母亲，声称如果他妈妈知道此事，“一定非常惊恐，一定不同意我的选择，就如他此刻一样”。这一刻，“屏保”的形象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当然，尽管大卫多次表示他不是桑塔格专家，不会为她的作品写序，但我译好《火山情人》后，还是向他提出：希望他能为我再破一次例，为这本特别的书作序。首先，这是他母亲题赠他的一部作品（扉页上写着“献给大卫——爱子，战友”），其次，这是公认的她母亲写得最好的一部小说，他自己甚至也说，哪怕有人给她（桑塔格）打上一针硫喷妥钠（一种麻醉药），她仍然不会认为她有哪部作品写得比《火山情人》好。当然，他自己也同意这一看法。

    他说得很清楚，“如果能写，如果这序对你很重要，出于尊重和感激，还有友谊（大卫对我一直在译他母亲的作品非常感激。当他得知因为翻译桑塔格的作品我不得不停下赛珍珠研究时，他表示非常抱歉），我都应该写，”同时他又非常担忧，生怕写不出像样的文学序言，担心自己不配却打肿脸充胖子。他甚至数次表示，他对写序没什么兴趣，也许根本就没有兴趣，之所以答应下来，完全是因为我的坚持。

    就在这种犹豫不决、顾虑重重之中，《火山情人》中文版序一拖再拖，他一次次作出最后期限的承诺：2011年1月底、2月中旬、3月底……又一次次爽约。7月底，责编告诉我书稿已差不多编好，即将发排，他答应的序依然未到。想想他妈妈10月份答应作序，11月给出最后期限，12月10日，序一天不差如期而至，我不由感叹：同为作序，母亲跟儿子的区别怎么这么大呢？

    7月底，大卫来邮件问候我刚从德国回来的儿子，并再一次对3月初他在巴黎教书时本打算与他见上一面却未果一事表示遗憾。我又一次跟他提序的事，并不无情绪地说，如果作序令他如此为难，如此纠结，那不写也罢。

    未曾想，他马上回复，说8月10日一定发到。可8月11日（考虑到时差），我打开邮箱，结果又一次失望了……

    8月13日清晨6点半，我打开电脑，想着该给责编联系，让她别等了，大卫的序不会来了，但就在这个最后关头，中文版序赫然到了！

    一口气读完大卫的序，我立即给他回了邮件，除了表示感谢，我对他说：作为儿子，你非常了解你母亲，也非常了解她的作品，尽管她反对阐释，你却作为一名有着特殊身份的读者，对她的作品作了一次完美的阐释，而且一并阐释了作家本人，正如当初她对我说的那样，我肯定“能发现此序对中国读者是个有益的介绍”。大卫回信表示感谢，并表示在这一点上，他不再和我争论，也不再坚持自己的观点。